公孙瓒可以调用的总兵力有十万人左右，除了“白马义从”之外，在其他部队里骑兵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这与幽州跟北方少数民族地理相近有关。袁绍一方的主力大都是韩馥原来的人马，虽然张、义、颜良、文丑都是一流的猛将，但都是归顺不久，忠诚度尚待考验，万一战场上出现失利的情况，他们会不会落井下石还不太好说。
相比较而言，义投奔自己比较早，与韩馥曾经彻底翻脸，可靠度较高，关键时候可以委以重任。
袁绍人马数量不足，要守的地盘很大，能集中起来作战的也就三四万人左右，而且骑兵太少。在华北平原这样的开阔地带，用步兵打骑兵，人数又不占优势，胜算实在很小，更何况敌人拥有“白马义从”这样的战场终结者。
让袁绍头疼的还不止这些，有情报显示，公孙瓒跟黑山军的张燕联系上了，同时还策反了刚刚归顺袁绍的张杨和南匈奴单于于扶罗。公孙瓒又跟徐州刺史陶谦建立了联系，加上老盟友袁术，袁绍基本上算是四面楚歌了。
所以，当公孙瓒以公孙越之死为由南下兴师问罪时，袁绍确实很紧张，赶忙把自己兼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职让给公孙范，用割地的办法先把公孙瓒哄了回去。
在袁绍的阵营里，只有曹操在兖州方面进展顺利，但曹操此刻又不能动，他承担着监视袁术、陶谦等人，护卫冀州南线的重任。袁绍整天跟沮授、田丰、逢纪、许攸等智囊一块商议，试图找到一条破敌之策。
袁绍还在冥思苦想之中，公孙瓒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先发布了一个“讨袁檄文”，然后调集大军向冀州杀来。
这份“讨袁檄文”写得挺下功夫，列举了袁绍的十大罪状，这些罪状里有歪曲事实和无中生有，有夸大其辞和造谣中伤，但也有实事求是。罪状主要是：
一、制造了董卓之祸（袁绍确实负主要责任，但并非全部责任）；
二、不反抗董卓，置天子于不顾，是为不忠（这个大家都有责任）；
三、起兵反抗董卓却不告诉家中长辈，使家族五十多口丧命，是为不孝（这个应该是董卓的责任）；
四、起兵两年来不对付敌人，只顾壮大自己（这倒是事实）；
五、指使韩馥另立新君（这个也是事实）；
六、信任一个叫崔巨业的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打仗也要挑好日子，缺乏大臣的风范（人家喜欢，关别人什么事）；
七、杀害有功之臣刘勋（刘勋是谁没查出来，以后曹操手下有个刘勋，但肯定不是此人，袁绍该不该杀他，待考）；
八、向别人要物资，给得不够翻脸就杀人（没有具体线索，不好判断真伪）；
九、身为贱妾之子，还要与嫡出的后将军袁术相争（揭人家的隐私，不厚道，而且这是袁家的私事，不关别人的事）；
十、派周昂攻打孙坚，致使孙坚的讨董大业失败（虽属事实但有些夸张，周昂不去捣乱，袁术、孙坚的讨董大业也难以成功）。
在进行了强大的舆论宣传之后，初平二年（191年）底，公孙瓒亲率大军南下，屯兵于界桥。次年初，袁绍整顿人马也开到了，两军在界桥以南二十里的地方摆开战场。
两军对阵，公孙瓒一方阵容齐整、甲盔鲜明、旌旗飘扬，很有气势，尤其是队列正中的“白马义从”，更是令人闻风丧胆。对面的袁军却摆出了一个奇怪的阵形，也许是来不及训练，也许不善于打这样的阵地战，袁军列于正中的只有八百名步兵和一千多弓箭手，身后隐约有二三万人，队列不整，斗志不高。
那一刻，公孙瓒的嘴角一定露出过一丝轻蔑的微笑，他太熟悉这样的打法了，打张纯、打青州黄巾军，包括打乌桓都是这样的打法：号令一发，他的“白马义从”会风卷残云般杀过去，下面的事就只等后续部队上去给敌人收尸了。
公孙瓒抽出指挥刀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果断且优美的曲线，随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数千“白马义从”席卷而出，马蹄声如闷雷，夹着数千人的嚎叫，仿佛不用刀剑仅凭这吓人的气势就足以把任何敌人撕个粉碎！
当敌人的铁骑呼啸而来时，袁军的队形仍然没动，但列队于最前面的八百名步兵突然伏下身子，用随身携带的皮盾蒙住身体，然后一动不动地等待敌人骑兵的到来。
敌人一点点近了，这些人仍然不动。“白马义从”都是马上的射箭高手，离对方还有一箭之地时，他们一边冲锋，一边在马上搭弓射箭，雨点般的箭支射向袁军，但袁军有皮盾相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