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是，他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使我的处境为难了，因为我必须去应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将军。我必须劝诱他们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自从处决了那四名雷马根的军官，再要说服这些将军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军事会议上，我只好夸大那些已经执行的破坏工作，避而不谈其余的事。正象斯佩尔一样，我是在玩命。幸而这时候元首已经深深坠入梦境，所以你可以凭自己的运气每次在会上随便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那样混过去。
再说，这时候哄骗他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四月里召开的这些会议已经成为纸上谈兵，根本不去接触到地堡以外可怕的现实。希特勒总是全神贯注地看那些地图，调度一些影子师团，指挥大规模的反攻，争论一些撤退的细节，表面上一切都象他从前那样，但实际上这些事连一件也没发生。我们都心照不宣，约齐了用一些安慰的空话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旧保持着我们对他矢守的忠诚。约德尔和凯特尔发出了一系列井井有条、切合实际的命令，要挽救当时正在崩溃的局势，以免我们随着德国的光荣一起毁灭。当然，这情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现实肯定就要来冲破这个梦境了。
一次爆发四月二十日，在少数几个人为希特勒举行的那一次凄凉的祝寿宴会上，约德尔通知我，叫我立即离开那里，去协同邓尼茨的参谋人员组织一个北方最高统帅部。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的会师就要把我们的陆上交通全部切断了。因此我们作战的方向将有一次九十度的转变；我们今后不是在东西两线迎敌，而是要开辟南北两个“战潮！当时也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切悲伤与恐怖。所以，我没看到在二十二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爆发“，经过了这一件事，希特勒就决意死在柏林；不再飞往上萨尔斯堡，去南方据点继续指挥作战了。
在一篇分析柏林之战的文章中，我很详尽地描写了二十二日由于影子攻势“斯坦因纳攻势”引起的一些事。这一次，希特勒再也不能被几句安慰人的谎话哄了过去，因为俄国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在总理府内，震撼着地堡。他曾经命令党卫军将军斯坦因纳从南面郊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参谋人员仍旧那样花言巧语地安慰他，说攻势正在进行中。那么，他就追问，斯坦因纳哪儿去了？为什么俄国人还没被打退？
希特勒最后面对真实情况，知道并没什么斯坦因纳的进攻，他就忿怒发狂，那情景非常可怕；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谁都没法把那情形原原本本地写下或说出来。那好象是一座垂熄的火山最后一次爆发；经过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爆炸，他只留下了我后来亲眼看到的那个烧剩下的僵死的躯壳；连续三个小时，他一直狂喊乱叫，骂他周围那些人阴谋背叛，庸懦无能，害得他无法发挥他的天才，终于打输了这场战争，毁灭了德国。他当场作出了自杀的决定。此后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主张了。结果是，第二天就有大批人离开地堡。约德尔和凯特尔到西北去会见邓尼茨，多数的纳粹党人都星离雨散，向西逃到了这个或那个洞里各自逃命了！
和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谈话二十四日，我又会见了希特勒一次。在这段时间里，情况正变得十分混乱。人事秘书鲍曼这个跟希特勒形影不离的最讨厌的家伙，拍给我一份紧急电传打字电报，命令我去总理府报到。当时俄军已经将那座城市包围，天空中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的战斗机，他们的大炮闪出了一圈圈灿亮的火光，但是你仍旧可以凭运气趁黑夜飞越他们的前线，在点有红灯的东西轴心大街离总理府不远的地方着陆。当时我也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空军飞行员，那飞行员“竟把这种事看作是闹着玩儿的赌博。他弄到了一架小型侦察机，把我送到了那里，然后又把我带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怎样在俄国人照明弹的绿光中从勃兰登堡门上空飞了进去。这里我顺便提一句，那个飞行员现在已经成了慕尼黑一位颇有声望的报刊发行人。
希特勒在他的私室内接见我。他仔细间我邓尼茨在普洛恩的司令部的情况、他的参谋人员的工作效率、那地方和南方的通讯联络以及邓尼茨的精神状态，等等。大概他正在过选继承人的问题上作出决定。那时候夜里一点钟已过，我困倦得要死，可是他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一直谈下去。他眼睛变得呆滞了，脸上颜色惨白，映出了青紫色的条斑。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怄偻着身体，左手里转动着一支粗短的铅笔。
他那双眼睛在眉毛底下向我恶狠狠地瞪着，他说就在那一天，斯佩尔已经向他承认，说过去几个月里都在故意违反他的命令，不去进行破坏工作。“这件事你也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