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银子。
顺治朝的2000万两岁入，接近90来自于农民的粮赋和加征。
赵瀚这2500万两的岁入，只有60来自于农业税。毕竟好多省份，都还处于粮税减免期，地方官想多收都收不上来。
“今天的朝会，不如就来议论商业。”赵瀚说道。
宋应星率先说道：“陛下，农为本，商为末，此亘古不变之理也。皆因商人逐利，聚拢钱财越多，便越能操控行市，小民之财皆被其剥削殆尽。因此，重农抑商，必须定为国策，不可使商贾横行天下。”
群臣闻言，纷纷称是。
宋应星又说：“然天下不可无商，商强不一定国强，商弱则必至国弱。前明一朝，商业之衰落，自万历年间而始。朝野上下，对商人予取予夺，甚至无端征税而拘禁商人家属。商人受此盘剥，家破人亡者多矣。因而货物流转不便，城市物价日增，最终苦的还是百姓。”
大明一朝，万历年间商业达到极盛，万历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
一方面是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当人。从皇帝到地方官，再到后来的武将、流寇，没钱了就找商人索取，大明的商业远远不如嘉靖年间。
与此同时，大商人跟权贵勾结，可以转嫁损失到小民头上，甚至还权钱交易变得更加富有。而中小商人，破产者无数。
吴应箕已经升任为户部尚书，他接着说：“宋殿阁所言极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兴，无商不富。荀子把天下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器械，若能做到如此地步，则江山永固、国富民强也。”
钱谦益突然冒出来：“此义利之辩也。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人人追求富贵，百业之中，唯经商可至暴富。若都去经商，谁来种地耕田？因此，必须重农抑商。于商人而言，当以义取利，不可谋不义之财。得利之后，商人也应当博施济众，如此则义利兼得也。”
除了宋应星说得稍微靠谱，其余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
赵瀚问道：“钱博士所言，是要用仁义道德去约束商人？”
“然也。”钱谦益回答。
“可天下商贾，又有几人是仁商义商。”赵瀚笑问。
钱谦益说道：“商贾越无仁义之心，朝廷就越当教化之。”
赵瀚说道：“庞先生和李先生如何看？”
庞春来说：“不可放任自流，也不可朝令夕改。给商人定下规矩，他们遵守最好，不遵守就严厉惩治！”
李邦华说：“抑制大商贾，善待小商人。”
“好！”
赵瀚顿时笑起来，对庞春来、李邦华的发言很满意。
不用讲大道理，直接说怎么做就行。
赵瀚让官员们继续发言，大家顺着这层意思往下捋，结果说得越来越没营养。
赵瀚总结道：“听诸卿刚才所说抑商，是不准商人穿丝绸，不准商人住大宅。这有什么用处？华服美宅，人皆所欲。朝廷施政，不可违背人性。便如治水，不可一味堵塞。治商如治水，当仿效大禹，切记堵不如疏。商人想穿华服，就让他们穿；商人想住美宅，就让他们住。商人的欲望，会愈发膨胀，那就要疏通河道，引导商人照着朝廷的法子来。”
“囤积居奇，扰乱市场，这是不对的。兼并购买土地，这也是不对的。蓄养美婢奴仆，还是不对的。这些都是河堤，不能让商人的欲望之水漫过来。这洪水，还得往外引，开海便是一策也。每年织那么多布匹，每年烧那么多瓷器，都要靠商贾卖出去。不止卖到国内，还要卖到海外。如此，商愈兴，工愈兴，百姓的营生也就更多。”
“还要谨防改稻为桑、改稻为棉。江南的桑田、棉田，不能继续扩大。如何抑制？桑田、棉田多征税，农民知道种什么更有利可图，自然就规矩了……”
赵瀚大谈特谈如何约束引导商业，朝中众臣也知道，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
没见商税和关税逐年增长吗？
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进国库，谁敢再一味的打压商贾，皇帝和阁部大臣肯定要跳起来。
朝会散去，赵瀚回去办公。
很快就看到李邦华的奏章，内容很简单：控制军队数量，裁减水师。
加上骑兵师，大同军共有十七个师。算上海军、水师和重要港口海岸警备队，大同新朝的正规军足有二十万。
这看似不多，军费消耗却极大，因为军粮没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