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工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所必须的基础素质。又比如，通过加强国家的基础建设，让涌入城市的农民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并且以此成为社会劳动者。
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根本就没有想过设法消除贫富差距，也没有为消除贫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说白了，巴列维根本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根据联合国做的调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础教育，超过八成的国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足够的洁净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贫民相比，伊朗的统治阶层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巴列维国防不但每年数次前往中国进行身体检查与疗养，即便是普通官员，也能够享受到远超过平民的社会福利。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官员在境外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六百亿华元！
当然，巴列维国王也不例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资产高达二百八十亿华元，而且这还是能够查证的，而那些无法查证的王室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显然，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居住在黄金宫殿里的国王。
由此可见，巴列维在伊朗的失败，不是工业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推行工业改革的手段与政策性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点，隔着海峡相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