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初开始，一种腐败现象出现了。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难以适应的战时首都，陷入孤立，这里的公共设施过于拥挤，而且很不方便，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径令人愤慨万分，身披枷锁的农民忍饥挨饿。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胁的事实使得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最轻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后，巨大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重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给者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得政权普遍腐化堕落。
蒋介石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但却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下属聚敛财富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执政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正好被它的对手和攻击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共产主义者成功地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必须指出的是，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但后来，他把共产主义看作铁板一块的简单看法却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泽东心中燃烧着民族主义的火焰。
中日战争初期，斯大林愿意给蒋介石政府一定的帮助。
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它把日本人拖进中国战争，使之远离苏联远东地区，这对苏联是有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开始向国民党的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泽东开始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国共两党实现暂时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国际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对国民党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日本在与苏联有关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
这时，斯大林不再希望树立蒋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国际宣传系统口径一下变了过来。同时，一种错误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几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论作者、评论家和一般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这种双向宣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更是如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战时和战后分别由重庆和南京发回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被歪曲的有关共产党的观点成为被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接受的教条，而蒋介石本人所作的宣传却没有什么效果。蒋夫人宋美龄为了本国政权的利益和争取美国对其行动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进行大量宣传。
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须说明，中美之间当然已经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将军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国在中国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他很快就从总体上反对蒋介石了。美国被迫参战以后——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果——蒋介石又回到他原来的观点，认为相比之下，反对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国可以替他做这件事），而节省力量，准备同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进行决战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觉得蒋的这种态度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国人。他把这种想法电告他的上司——罗斯福总统和国防部的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的反面报道，也由于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努力，这种分歧不断加深。
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积极主张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支持1944年春缅甸大规模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的目的是要打破对中国的封锁；他还许诺在战后阻止苏联攫取东北方面支持中国。作为条件，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和共产党共同解决国内问题的承诺。
但是，美国总统在德黑兰同斯大林和丘吉尔（没有蒋介石）
进行了进一步的会晤。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不履行他答应蒋介石的条件，事实上，美国人没有实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答应蒋介石的任何承诺。在1945年2月召开的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会议上，作为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