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的范围，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选民，从而使这位像人子的与《圣经·新约》之中的基督耶稣之间的距离比较接近。
在这样的前提下，确实可以说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的“像人子的”的形象，已经成为从人子到基督这一《圣经》转换过程之中的中介性形象，显示出民族宗教向着世界宗教过渡的发生。同样的超越自然也会出现在关于教义的述说之中：“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的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道永永远远。”这就是关于从复活到最后审判的初次述说，而这种述说显然是对于《传道书》之中所总括的进行了扩张：“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必须指出的是，《但以理书》对于《传道书》进行的文本扩张，不仅在于继续强调对于神的群体性敬畏，其目的是为了使众人遵守律法，并且以神的惩罚来做为对于善恶的裁决；更在于特别要求对于神的坚信，以此来作为个体性获救的契机，因而人与神之间的交流，也就尽量减少了中介性的环节与层次，出现了超越先知而趋向基督的形象转换。因而，“像人子的”这一救世主形象的全部意义也就是：标志着从民族复活到个人获救的过渡，预告着一个从先知到基督的世界宗教时代的到来。
以但以理为代表的四大先知进行的有关人的拯救，特别是对于救世主降临的预言，直接在“四福音书”之中的第一福音书《马可福音》里面得到了综合性的表达，集中在基督耶稣殉难前的那一天，也就是星期四那天，基督耶稣与门徒的交谈中。基督耶稣首先指出，正如圣殿将毁坏一样，世界末日也一定会到来；其次提出有许多假冒的基督会出现，因而将发生一连串空前绝后的灾难；最后是人子会降临，而虔诚者将获救。
这样，基督耶稣实际上在暗示自己即将殉难的同时，又在预告一个崭新时代的即将到来：
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振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总而言之，就在这样短暂的一代人生存的时间内，每一个人都将得到获救的机会，因为“人子近了”。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在《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之间有着文本影响的直接关系，并且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关系，才使《圣经·旧约》这一民族宗教经典得以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之下进入世界宗教的典籍之中；而且还可以看到《圣经·新约》对于《圣经·旧约》从宗教形象到宗教教义的全面超越，正是由于这一超越的出现，才有可能使《圣经·新约》在《圣经》之中占据核心的地位，成为世界宗教基督教的传教福音。这一由民族宗教向着世界宗教转型的进程，也正是从先知到基督的宗教形象替换的过程。Ⅷ。38 另一个预言家
对于预言与预言家的分类，也许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由具有宗教色彩的预言与预言家，同具有世俗色彩的预言与预言家所构成的两极。宗教预言的根本在于它是宗教教义的一种表达方式，宗教预言家实际上是通过宗教预言的这一方式，来述说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现实追求与未来理想；而世俗预言的基点则在于它是人生思考的一种表现形式，世俗预言家事实上是凭借世俗预言的这一形式，来促成从思想体系出发的当下扩张与今后影响。
正是在预言如何言说这一点上，宗教预言家与世俗预言家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两者可以相提并论；正是在预言将言说些什么这一点上，宗教预言家与世俗预言家之间具有着相异之处，因而两者不能视为同侪，从而使宗教预言与世俗预言出现了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宗教预言所表达的是神之道，体现出由上而下的垂直型传播特征，是神与人通过预言家作为中介来进行交流，人别无选择；而世俗预言所传播的则是人之道，表现出由此及彼的水平型传播特征，是人与人以预言为中介来实现交流，人可以拒绝。
如果随着宗教组织的世俗化，宗教信仰成为某一宗教神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具有绝对权威的体现，那么，宗教预言与世俗预言也就会趋于重合，而宗教预言家也就成为了世俗预言家。如果随着世俗生活的宗教化，思想体系成为某一思想理论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占据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