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空缺的出现为中世纪抹上了第一层黑暗，但是日尔曼人的蛮族文化也不是一无可取的，这就是习惯法居于王权之上，避免了国王的专制，而习惯法的修改则必须经过长老会议的认同，这就直接影响到王权统治不能尽快形成，并且促发了天主教教会的世俗化进程。与此同时，日尔曼人的习惯法还播下了立宪思想的种子，导致王权统治权威的相对有限，以致于有人评论说：“欧洲的民主起源于日尔曼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发展空缺的填补，主要是在天主教教会的引导之下来进行的，整个填补过程至少一直延续到公元11世纪初，而这将近600年的时期便被称为中世纪前期。
正是通过天主教教会的传教活动，不仅促使日尔曼人放弃了原有的多神教而改信天主教，而且也促成了蛮族统治者对于天主教的宗教需要。于是，在公元496年，据说是因祈求上帝保佑而在战争中反败为胜的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改信天主教，并且在两年以后率领3000名将士接受了洗礼。以此为开端，日尔曼人的诸多国王纷纷皈依天主教，并且以天主教来作为日尔曼人各王国的精神支住，再次在欧洲的大地上确认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这就有利于日尔曼人通过天主教来逐渐认同罗马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精神生活，尽力缩短蛮族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的距离。由此可见，天主教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复苏，为进入中世纪后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初步基础。
中世纪前后期的时间分界线是公元1054年，就在这一年出现了所谓的东西教会大分裂。这次大分裂之所以异乎寻常，在于其产生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争夺《圣经》阐释权和基督教教会领导权的问题，而是拜占庭帝国与日尔曼诸王国之间关于文化实力的一次政治较量。显然，双方的这一较量难分胜负，只好各行其是，从而反映出拜占庭帝国文化实力的下降，与日尔曼诸王国文化实力的上升。这样，以东正教为标记的拜占庭文化不断衰落，已经失去了作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代表的可能性，而以天主教为核心的西欧文化却不断上升，并最终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的代表。
如果说人们关于中世纪前期的黑暗印象与基督教，特别是与天主教毫不相关的话，那么，对于中世纪后期的黑暗印象，则与基督教，主要是与天主教直接相关。这一点，是与教皇国的崛起分不开的。罗马教皇与法兰克王国国王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关系，公元756年，法兰克王国的篡位者丕平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承认与支持，于是将罗马城周围的大片国土献给罗马教皇，由此而形成了教皇国，这是在欧洲出现的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化的神权国家。在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教皇国的势力越来越强，从政治到宗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达到了天主教教会权威的顶峰，进入了它的鼎盛期。这一鼎盛期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接近两个半世纪。
正是在教皇国的鼎盛期之中，先后出现了十字军东征与异端裁判所，来分别显示宗教狂热之下的武力炫耀与宗教迫害，武力东征与宗教裁判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损失，而且动摇了教皇国的统治，直接影响到教皇地位的合法性，造成了教皇依附于国王的现象：公元1245年，由于权力之争，来自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军包围了罗马城，教皇莫诺森四世怆惶中逃到法国里昂，在法兰西王国国王的支持下宣布开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教籍；随后在1309年至1377年之间，一共有7任教皇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设立教廷，受到法兰西王国国王的控制，以至被称为新“巴比伦囚虏”；最后在1378年至1417年之间，由西欧各国的国王分别拥立了三个教皇。
弄巧成拙的教皇三足鼎立，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天主教教会内部权力分散，教皇的权力相对削弱；一方面天主教教会政治权威失落，国王的威望上升。这不仅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最终出现，而且推动了西欧文化发展的文艺复兴。
在公元1431年至1449年之间，召开了第十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首先是天主教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会议，一是提出与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达成妥协，同意他们在宗教仪式上的某些改革主张，一是重申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高于教皇，要求限制教皇的某些权力；随后，于公元1438年在斐拉拉召开了东正教与天主教重新谋求统一的会议，由于面临奥斯曼人入侵的威胁，东正教派出了包括拜占庭皇帝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内的700名代表出席会议，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