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戴笠在想什么，也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去问他什么。阴雨里偶尔刮来的海风还带着冷的感觉，这感觉使戴笠没有了再在海边坐下去的兴致。他终于离开了海滩，他又向大海睨视了一下，眼睛里透出的神色似乎是陌生的。回到住地后，戴笠立即要人发了两份电报：一份是给重庆军统局本部毛人凤的，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一份是发给军统上海办事处的，要他们下午二点钟到上海龙华机场接机。如果说戴笠去上海确实要与柯克最后深谈的话，那么还有件事始终牵着他的心，那就是影星胡蝶等戴笠到上海后要与丈夫正式办理离婚。这事戴笠在北平和天津办事时，胡蝶就几次给他电话。为此，从海边回来的戴笠与胡蝶见面的心情瞬间变得急切了，也正是这急切的心情使他给胡蝶打了电话。
戴笠与胡蝶谈了很多，但谈的最多的是他在青岛海边心里所涌现的不快和苦闷……
胡蝶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走红了。
戴笠那时刚到上海滩混饭吃，尽管有时吃饭都成问题，但只要有胡蝶演的电影他是每场必看。当了复兴社特务处长后，戴笠仍旧对胡蝶演的电影喜爱有加。当时，南京的白天鹅电影院里，经常有戴笠的身影。他曾多次对人说，胡蝶的一举一动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什么角色让她一演就活了，可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之花。虽然戴笠对胡蝶极为迷恋，但由于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距离太大，就是与胡蝶见一面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说到头，此时的戴笠只能是个“胡蝶迷”。过后，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特别是日本人进驻上海后，戴笠也就没有了在银幕上欣赏胡蝶的机会。
但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随着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命运之神竟然悄悄地把胡蝶送到了他的身边。
原来，上海失陷后，胡蝶就与丈夫潘有声带着女儿去了香港。潘有声是从事搪瓷制造业的商人，为了能在香港发展生意，他用胡蝶的头像作为搪瓷产品的商标，深受香港人的喜爱。见丈夫的生意做得火红，耐不住寂寞的胡蝶在香港电影界也活跃开了。可没想到，香港不久也沦陷了，而且日本人知道胡蝶在香港后多次登门，要胡蝶为日本人拍电影。胡蝶与当时在香港的梅兰芳先生一样，毅然拒绝了与日本人的合作，并做好了秘密潜逃回广东的准备。行前，胡蝶夫妇把历年积存的财物分装成三十个大箱，并把这些箱子托付给了当时在香港的杨惠敏女士。杨惠敏是淞沪抗战时冒着弹雨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学生，后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她到香港做接运抗日爱国人士到大后方工作，与胡蝶夫妇交往很深。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杨惠敏雇用来运送这三十箱财物的帆船于东江途中，被一伙强盗用快艇拦截抢走了。当经过艰难跋涉到达广东曲江（韶关）的胡蝶夫妇得知此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向广东当局报了案。因当时正值战乱，没人能顾得上去追查他们的财物。对此胡蝶极为伤心，因为那些被劫的箱子里有她去欧洲时与好些名人的合影和签字，还有好些特制的纪念品和相当珍贵的首饰。几经周折，胡蝶终于找到了在上海认识的杜月笙，杜月笙把此事转告给了已是军统局老板并兼任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处长的戴笠。此时的戴笠早已不同往日，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势使他不但答应立即调查此案，并发函邀请胡蝶夫妇来了重庆，而且腾出自己在中四路的公馆让他们居住。这公馆里，家具、卫生设施以及所需的各种物品齐备，甚至连勤杂和服务人员也一应俱全。这对过惯了优越生活而今成了落魄之人的胡蝶来说，实在是太需要了。
胡蝶又恢复了青春的样子，她说这得要感谢戴笠。
这已是一九四三年的年底了。
胡蝶的到来重又勾起了戴笠心底里对她的迷恋和崇拜，为了取悦于胡蝶，这年的除夕夜戴笠把胡蝶一家请到了曾家岩公馆吃年夜饭。酒宴开始后，戴笠的脸上完全没有了往日的严肃和冷峻，他满脸春色谈笑风生，那兴奋的样子就像个天真的大孩子。散席后，戴笠还与胡蝶的小孩玩起了纸牌，出牌时不时地做着各种怪模样，逗得孩子大笑不止。过后，他又带着胡蝶的孩子到园子里放起了烟花……这些胡蝶全看在了眼里，而且对眼前这个身材中等而壮实有力的男人自然有了很好的感觉。临离去时，胡蝶握了戴笠的手，顿时有了令男人喜爱的红晕。这红晕，使戴笠增添了征服这女人的欲望。
新年过后不久，戴笠推荐胡蝶丈夫潘有声去了昆明，担任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潘有声心里清楚这是个肥缺，但如此地远离自己的女人心里不那么踏实，对戴笠的殷勤他总觉得是另有所图。可是潘有声面对胡蝶怎么也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