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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戴笠暗中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形成忠于他的势力，并以此与唐纵抗衡。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走了一步极其危险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实际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警坛社”的组织者是军统局训练处的邹风吟和《家风》杂志社的编辑罗肇棣，他们两人由于职务的关系在军统内部交际很广，活动能力也很强，“警坛社”成立不久，仅在重庆和武汉两地就发展了五百多人。戴笠乘机让军统局人事处的徐风，把“警坛社”的领导权接管了过来。不久，蒋介石便获悉了这个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蒋介石的话分量很重，但没有人将此话传给戴笠。
一九四六年二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作了准备。在这同时，蒋介石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以便研讨撤消军统局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不会有好的对策，干脆以肃奸案件太多为借口，请假到外地巡视去了。由于戴笠不肯出席，再加上原来指定出席月度会报的人员有了大的变动，会议已很难再开下去。于是，蒋介石下令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并由此小组提出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蒋介石拟定此份名单，是经过仔细琢磨的。
这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叶秀峰是代表中统局的，其余全是黄埔毕业的学生。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统局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依靠黄埔系。此外在八人小组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而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则代表中统和军统机构，从表面上看警察与特工在名额上四票对四票。这说明在蒋介石的头脑里，军统局化整为零后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形成特工与警察的合流。此外，戴笠在这新的八人小组里地位和影响已大大降低，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他以后如何走下去还要看这些人的眼色。应该说戴笠所面临对手的势力比过去还要强大得多，除了以前的宣铁吾和叶秀峰，又多了李士珍和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已斗了许多年了，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可使戴笠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自己拉下马的人又被蒋介石扶上马了，而且还要参与讨论如何撤消军统局的事。这对戴笠来说，是怎么都难以忍受的。但这是蒋介石有意的安排，戴笠还能说什么？至于那个黄珍吾，他是郑介民的同乡，原来戴笠与他的关系不错。抗战开始后，戴笠曾想让黄珍吾担任别动队的代总队长，后因黄珍吾靠上了蒋经国，先后担任了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和青年军第二零八师师长。日本人投降后，经宣铁吾和李士珍联手向蒋经国推荐，并在蒋经国的帮忙下，黄珍吾最终从韩文焕的手上夺得了首都警察厅长的职位。这使黄珍吾完全成了宣铁吾和李士珍一派的人。还有那个陈焯，他的资历之老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摆老资格，戴笠这种小字辈，他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剩下的还有唐纵和郑介民，他们虽然都是老军统，但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戴笠与他们其实已很难沟通。唐纵不用多说了，郑介民此时已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首席代表，成了国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也不可能再跟在戴笠的后面行事了。
戴笠知道已面临险境，而为了摆设这险境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戴笠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消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