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传》之“桓公十一年”。“经”是永恒不变的原则，“权”就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而采取的临时的机变措施，所以权又有变通之义。术即方法、谋略。由此我们就可以为权术下一个定义：权术就是为了获取、巩固政治权力所采取的谋略。“自五帝既降，舍机权而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冯用之：《权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太平御览》卷三九○引申不害语。“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冯梦龙：《增补智囊补》。这些议论表明，权术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大都认识到权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权术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屡屡被采用，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君主集权专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单一化的政治等级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最高的主宰权力。君主不仅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而且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统属权，他可以随意处置他的臣民。此外，在这一权力结构中，也缺乏纵向的分权机制。也就是说，君主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染指。因而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强权与服从的关系。
中国古代集权专制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我国古代的君主一般是通过世袭而获得皇位的，而且也制定了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但是在实际上，皇族内部在权力的兴替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皇权权威极大地诱发了皇族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皇族的成员常常觊觎皇位，并由此衍生出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子弑父、弟杀兄者有之，兄篡弟、叔伯篡侄子者有之。除了皇族，其他的社会集团也觊觎皇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士大夫官僚集团。皇族与这些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同利益的或明或暗的矛盾冲突。历代宫廷政变的主角有很多都是来自这些集团中的人物。由于政变的非法性，所以他们大都在政变中采用阴谋权术，而在政变以后把自己打扮成应天承命的化身，把被夺位者丑化为万劫不复的罪孽。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还表现在官吏的升迁上。历代王朝虽然都制定了关于官吏的任免、考课、奖惩的制度，但是，君主对官吏的任免、升降、黜陟，往往不按制度办事，仅凭一己之私欲和好恶。能得到君主之欢心者，可以获得超乎常规的擢拔，“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如果不符合帝王的心愿，哪怕没有过失，也会无端地被贬黜。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科举考试，本该吴情得状元，但嘉靖皇帝看了吴情的名字，心中顿然不快：“无情”怎么得状元！当时正打雷下雨，嘉靖皇帝忽然看到一名考生名叫雷鸣，他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一时兴起，遂点为状元。在封建社会中，像嘉靖皇帝这样不依法办事，凭一己之好恶，随心所欲地任命官吏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正是这种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给那些觊觎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他们极尽玩弄阴谋权术之能事，专门去讨皇帝的欢心，一旦得宠，便可抱紫握珠，跻身公卿。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必然造成官僚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政治权力具有短暂性和脆弱性的特点。而这种情况正是君主为巩固皇权而造成的。对官吏委任如流，调动无常，使他们经常处于流动不停的状态，就不能构成威胁皇权的权力基础。这是皇权限制朝臣权力过度膨胀的策略。特别是一场政治斗争以后，往往会造成朝廷官僚队伍的大换班。东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密谋诛杀专擅朝政的梁冀以后，与梁冀有连带关系的朝廷内外公卿大臣、列校、刺史等大小官吏三百余人，或被诛戮，或被黜免，朝廷为之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宦海险恶，仕途莫测。“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后汉书·朱浮传》。官吏们深感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为了保住权势富贵，不惜用各种权术去侍奉君主，去应付君主随时降临的雷霆般的震怒和诛杀。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还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频繁的、无休止的权力再分配，而这种权力再分配往往充满了极其残酷的斗争。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得势者升官晋爵，恩宠有加；失势者大权旁落，横遭祸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以权术纵横捭阖，乃是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一种重要的手段。
权术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是机变诡诈、奇谲非常，即所谓“阴谋”。“阴谋”者，密室策划，秘而不宣，深藏不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