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刘秀以神道设教，利用图谶来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高明的谋略。
公元17年，刘、刘秀在南阳舂陵起兵，集合了8000人的队伍，合并到绿林军中。由于在战斗中刘指挥得当，部众作战勇敢，一开始就打了几场胜仗。在分配战利品时，舂陵兵自然就分得多一些，这样就引起了绿林军将士的不满。在个别人的挑动之下，一场火拼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秀获知消息，便立即与刘商量，决定以大局为重，劝告刘氏部众将分得的财物全数交给绿林军。绿林军将士得到财物后，高兴地说：“刘秀真不愧是汉家子孙，帝室后裔。”这一场内讧的平息，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信。但刘、刘秀兄弟势力的发展，引起了绿林军中一些将领的疑虑。为了抑制刘氏的势力，他们便拥立另外一位缺乏实力的西汉宗室刘玄为皇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不久，刘、刘秀兄弟分别在昆阳之战和宛城之战中打败王莽的军队，彻底扭转了局面，王莽政权败局已定。同时刘氏兄弟也名声大振，威望大为提高。特别是刘，恃才傲物，根本不把刘玄放在眼里。心胸狭隘的更始帝刘玄唯恐刘氏兄弟的发展危及自己的地位，便乘刘秀外出之机，找个借口杀了刘。兄长被害，刘秀悲痛欲绝，但他深知目前自己的实力太弱，与更始政权闹翻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决定施行韬晦之术，以惊人的毅力强忍悲痛，立即驰回宛城，求见更始帝，叩头谢罪。刘的部属到刘秀住处凭吊刘，刘秀既不为刘服丧，也不与他们谈及刘之事，只是引过自责。在大庭广众面前，他饮食言笑一如平常，好像对兄长的被杀他一点也不在意，同时他也从不言及昆阳之战中自己的功劳。但每当夜深人静，他一人独处时，却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饮泣于被中，泪水湿透了枕席。另一方面，刘秀又千方百计结交更始帝的左丞相曹竟父子。刘秀的忍辱负重和韬晦之计终于解除了刘玄的戒心，并重新赢得了更始帝的信任。不久，更始帝打算委派刘秀前往河北镇慰州郡。朱鲔、李轶等大臣却竭力劝更始帝不要派刘秀去河北，否则放虎归山，终成大患。曹竟父子则私下对更始帝说：“刘秀多谋善断，为人谨厚，对陛下也忠心耿耿，镇抚河北之重任，非刘秀莫属。朱、李等人嫉贤妒能，望皇上明察。”刘玄果然对刘秀十分放心，任命他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前往河北镇慰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营河北，发展自己的势力，踏上了与群雄争夺天下的历程。
当时河北境内共有铜马、青犊、五校等十余支农民起义军，拥有数十万之众。地方豪强武装遍布各地，拥兵自保，依寨据守。刘秀单车赴河北，既无“尺土之柄”，又无人马可恃，境况之艰窘可想而知。但刘秀也有他自己的优势，第一，他出身宗室，是汉高祖的九世孙，顺应了当时社会上“中兴汉室”的呼声。第二，“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为他奠定了舆论基础。第三，他在昆阳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以少胜多的气概和大败王莽的光辉战绩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第四，他为人仁慈、厚道、谨慎、持重，待人和气，广接良缘，不居功自傲，不聚敛财物，在绿林军中甚得人心。他的这些品质使他具有人格上的魅力，不仅成为当时世族豪强地主理想的代表人物，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戴。所以，当他单车赴河北以后，他旧时的同窗邓禹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共同制定了“以诚信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方针。他深入各州县，接见各级官吏，考察他们的政绩，罢黜贪官污吏，选用贤人能士，革除王莽苛政，平省冤狱，赦遣囚徒，恢复汉朝官名，等等。他恩威并用，刑赏结合，宽严适度，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赢得了民心，廓清了河北。
在延揽人才方面，刘秀主要利用联姻和宗法裙带关系，联络河北各种势力，收并世家大族、乡里豪强及其宾客、部曲。西汉后期以来，世族豪强地主及与之相适应的家族宗法势力迅速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而刘秀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王莽政权的覆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得到豪强地主的支持。在刘秀政治势力发展的过程中，他比其他政治集团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世家大族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采用各种方法取得他们的支持，其中利用婚姻和族党关系便是他的重要谋略。刘秀的妻族郭氏，就是他赴河北以后以婚姻形式联络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郭氏是河北真定的世家大族，郭昌的亲家刘扬也是世家大族，起兵反王莽，有众十余万。刘秀赴河北后，派巨鹿世族刘植劝降刘扬，刘扬乃率部归顺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