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牵制，若犯“无知错误”就不再得到谅解。而“无知错误”恰恰正是我所干的事，是为了破案工作已经采取或没有采取的步骤。我要按照他们要求干事，他们可以命令我去犯罪。他们不同意我继续隐蔽下去，也不同意我成为入盟党徒，朱利斯就是其中之一。
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安全方面。大家都认为，我再待下去就不够安全。他们觉得，我们已经侦破了许多大案，仅仅为了再破几个案子而冒险隐蔽下去不值得。我自己感到很安全，经过5年的隐蔽工作，现在要面临结束时感情的痛苦。我不得不服从决定。
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外水晶城玛丽奥特饭店开了个会。到会的有罗西、舍农、朱利斯和我，还有各方面的督学员、总部的人以及各个案件的特工。由于还有别的破案工作与我们的行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牵连，因此工作相当复杂，很难完全把我们的行动彻底了结。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使其他破案工作进展到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能继续进行。大家围坐在桌边讨论。凡自己估计所需的时间都必须缩短。如果你估计破案还需要一个月，那就得减到两个星期。经过反复磋商，我们终于确定了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工作时间。
我们决定隐蔽工作结束的日子：7月26日。
紧接着，我们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明确结束时的基本工作。会议在新泽西举行，地点在乔治·华盛顿大桥附近的霍华德·约翰逊饭店。会议有两大议事日程：一是在哪些电话上安装窃听器；二是我的真实身份首先应该告诉布拿诺家族的哪一个成员。
这两个问题相互牵连。在我们起诉以前，我们的行动任何内容都不得公开，而起诉还得在几个月以后。在7月26日结束行动的同时，特工们要向布拿诺家族暴露我的角色，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当作通风报信的人而加以追捕。从历史上看，党徒们对于警察和法官并不采取报复行动，因为那么干他们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还想促使大量的交谈，从而能提供党徒的行动、地点、阴谋计划以及具体人员的证据。
为了得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们需要搞窃听。为了搞窃听，我们要得到法庭的指令。为了得到法庭的许可，我们需要提尽可能多的最新的有说服力的情报。我们需要特殊对待。我们不能径直走进法庭，要100个窃听装置。我们现在就要作出这些决定，以便得到法庭的指令，在我结束隐蔽工作的时候安装窃听器。
我们决定在最重要的电话上安装窃听器，这些电话大都为重要分子们所常用。他们用这些电话从事大部分犯罪活动的联系。
接着我们讨论了首先告诉谁。出席会议的人几乎都认为应该先告诉勒菲蒂，因为他和我日常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最接近。他会对着电话大喊大叫，会说出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坚持认为：首先应该告诉孙尼。孙尼现在实际上是布拿诺家族的最高负责人。他沉着冷静，富有理性。勒菲蒂会对着电话向大家大声叫嚷，什么事儿都能在光天化日下数落；但是孙尼会打一些重要的电话，会作出特别的处理。孙尼的命令比较严肃，别人也会严肃对待。大家对此没有争议，应该先告诉孙尼。
大家既然同意先告诉孙尼，那么问题是谁来告诉他？有人认为应该由我对他说。要我对他说怎么也不是办法，那将是最严厉的当头一棒，等于往伤口上撒一把盐。这么做不明智，也没有必要。这个任务应该由联邦调查局的其他特工来担任，其中包括孙尼以往见过的特工也行，因为那将使孙尼相信：告诉他的情况完全真实。
一切都作出了安排。我返回工作岗位。
现在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向家族内部作进一步的渗透。还有6个星期我就要结束隐蔽工作，我现在只是更多地搜集情报。其实这项工作也并不那么简单，我还得扮演我的角色，仍然保持我的个性和人品——我不能突然变得对什么事都想迫切地了解。对于党徒们来说，这还像平时一样地行动，我表面上也还得跟平时一样，其中包括操纵家族内部的火并。
总部里有些人希望我们突然另立山头，开始向一部分人询问另一部分人的情况，以便得到最后的关键情报。但是我们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如果我们犯了攻通过紧的错误，我们突然间连6个星期也待不下去，说不定一天之内就要撤走。
布比的女儿要结婚，大家都应邀参加6月20日的婚礼。6月15日，我和孙尼及其一伙来到了纽约。他们还在寻找那个伙计：安托尼·布鲁诺。
在前往影院俱乐部的途中，我碰到了尼基·桑多拉。我说：“那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