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字眼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这个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颇具神秘色彩的机构，最早出现于1927年，到1935年，它共存在了九个年头。它的缔造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军事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
熟悉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读者应该知道，1927年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当年轻的周恩来刚刚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为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买办代表的蒋介石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政治盟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即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迫使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当时的“赤都”武汉。此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表面还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对反动势力危害党的迹象丧失警惕。周恩来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在他领导的中央军委内部设立了特务工作处。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负责与各种帮会组织联系，收编土匪和散兵游勇。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终于撕掉了“左派领袖”的伪装，公开清共，并宣布宁汉合流。由此，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大肆屠杀，中###员人数由原来的五万七千人锐减到不足一万人。同时，也由于蒋介石在全国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合法转入到地下秘密状态。
为了更安全地坚持革命斗争，这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被迫由武汉迁往上海的租界。这时的上海各种反动势力比较集中，尤其在中共中央藏身的租界，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殖民政府”（当时，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工部局”，法租界的叫“公董局”），还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即“上海外侨义勇队”），以及警察（即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法院、监狱。但上海毕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的中心。这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集中。经过“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以及大革命时期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战斗洗礼，占到全国产业工人近四分之一的上海，成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基本上以此地为依托，先后召开了党的一大、二大、四大，指挥和领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
上海租界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情况，的确给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活动带来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利用租界地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及相互间的各种矛盾，利用租界地区街道四通八达、容易转移疏散，利用租界地区人口复杂、鱼龙混杂、不查户口等各种社会空隙和有利条件，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而且，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中共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但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以及追随他们的帮派势力，是不能任由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的，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对付革命力量。于是，无论租界、华界都军警（巡捕）遍地，岗哨林立，同时，暗探、工贼和叛徒四处钻营，撒开一张张有形和无形的网，伺机瓦解和破坏革命活动。
因此，如何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安全地指挥全国革命，就成为当时政治保卫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首倡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周恩来（发动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历尽艰险，辗转由广东、香港到达上海）继续担任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周恩来根据自己领导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亲自主持设计，对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当时，周恩来规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