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他们在心理结构上是同一的，农民读书明理便可以入阁拜相，读书无出路者照样可以当农民。伯牛全书以曾国藩、左宗棠这湘军双子星座的交往为主轴，缓缓地展开了咸同之世的宫廷、官场、战场。无论是科场顺利，38岁就有卿贰之贵的曾，还是前半生蹭蹬蹉跎，欲以耕读山野了却余生的左，他们本质上就是个农民。洪杨势炽后，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出山，是为了卫乡，卫明教，实际上就是保卫耕读文化及这种文化带来的秩序。 曾氏练勇之初，重用书生和农民，决非偶然，是他要保卫耕读文化的使命感使然。湘军以及他的兄弟部队淮军打出了一个虚假的“同治中兴”，这个中兴是耕读文化的回光返照，湘军也便成了耕读文化最后的守护者。 中国一直是个农耕社会，耕读传家不仅为湖南人推崇，只是湖南人将耕读至上的价值观发挥到极至，直到今天外人评价湖南人还是：“湖南人会读书，会作田，能打仗，就是不会经商。”太平军的骨干是炭工加群氓，因此他们对儒家所代表的耕读秩序没有天然的敬畏，接受那种被书生和农民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洋教”很自然，这种耶稣的中国儿孙们要赶走孔子，那么在耕读文化最发达的湖南，也自然会遇到最大的阻力。 湘军的成功可看成耕读这种内敛性文化保护自己尊严最后的努力，湘军的失败亦可看成这种文化在世界大势面前的脆弱和悲凉。湘军能胜太平天国，使不能再延续的耕读文化似乎找到了虚幻的安慰，可甲午中日一战，魏光焘等后期湘军将领带兵去辽东，大败而归。湘军的神话彻底破灭了，耕读文化的梦也破灭了。于是以魏光焘、刘坤一等湘军后期代表人物在痛苦中反思，但真正将这种反思深入下去的是湘军的后裔们，于是我们在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看到了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等许多湘人的身影。 研究或演绎咸同之世和湘军的书汗牛充栋，最早的当推湘中大儒王辏г说摹断婢�尽罚�汕锵壬�仁窃�笸�缂婧糜眩�质撬嗨澄鞅觯�嗍堵�煜拢�掏��佬矶啻笫滤�记咨砭���虼怂�男鹗龅比挥腥ㄍ�裕���贝�鍪氛咄��幸淮笕毕荩�褪恰爸辉瞪碓诖松街小保�岩杂凶萆畹难酃狻３ど巢抛犹坪泼魅�肀尽对���芬怀觯�偈甭逖糁焦螅��暇故切∷担�郧榻诙�鞘肥等∈ぁ！断婢�尽烦鍪篮笠话俣嗄辏�颐嵌杂谙婢�难芯刻�笥谝馐缎翁�牧α浚�凸坌圆还弧６栽�⒆蟆⒗畹钠兰弁��呦蛄郊��皇侵行嗣�肌⒌赖驴�＃�褪钦蜓古┟衿鹨宓墓糇邮郑�┒┣�杼踉嫉穆艄�簟＠�吩谡�蔚拇笫窒拢�褚煌畔鹌つ啾煌胬赐嫒ァ！ ∠匀唬�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前人的历史观和言说方式，试图自己通过真实的史料，来发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据此来思考中国社会变革所遇到的路径困惑。在这方面，两位年轻的朋友做的努力引起关注。一位是写《蓝衣社碎片》的丁三，一位是本书的作者谭伯牛。他们都非历史科班出身，但思维开阔，行文没有学院派的晦涩，又决不是无端戏说解构，而是非常扎实地占有资料，非常缜密的应用资料。谭伯牛和丁三都厌倦那种先有观点再找资料的方法，而是不加偏见地去寻找、分析资料，——这是对历史真正负责的态度。两个人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同龄人的强烈共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方法符合准备对历史发表自己看法的70年代人的心态。 面对同样的历史，我们的眼光必须超越前人。 再回首湘军这个耕读文化最后守护者的悲剧性命运，我们更能明白“无可奈何花落去”，更能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特色”被庸俗化的今日语境下，会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 我想最后介绍一下故乡一块墓碑的命运，来结束全文。随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突然身亡的李臣典坟墓距我所读的中学不到5里路，他的暴亡原因史界争论不休，但他的风光大葬却在故乡老一辈口中传说至今。“文革”中，他的墓碑被人拆了去修路，到了80年代后，有关部门又找回那块墓碑重新立在坟前。高二的一个细雨飘拂的春日，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李臣典萋萋坟前，看到了那块重立的墓碑写着：“太子少保一等子爵谥忠勇侯”。 那块墓碑的遭遇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后人眼中的湘军。  
化干戈为玉帛的文体和事实（夏筱雅）
“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秉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 谭伯牛在《战天京。白云可杀不可留》中这样调侃清名将陈国瑞和刘铭传之间的一场传奇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