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四年五月，铭军驻扎在山东济宁北部的长沟，陈国瑞率领残部“游击”至此，看到淮军装备精良，多为西洋武器，“心独艳之”，于是“思夺其利器”。咸、同间，诸军因为争地盘、争军饷或者争闲气，往往发生“友军”火拼之事；抢夺“友军”武器，这倒要算头一遭。但是，空手固然能入白刃，长矛能否夺火枪呢？陈国瑞率领亲兵五百人突入铭军阵地，趁其不备，先杀了数十人。刘铭传立即布置迎战。不要说铭军这种百战之师，就是一般军队，只要人手一枝火枪，以之迎战配备各类长短冷兵器的敌军，孰胜孰负，可想而知。所以，小半天功夫，陈国瑞带来的五百人就被铭军全部歼灭（估计是不准投降），陈国瑞跳登民房逃命，也被“梯而执之”。刘铭传并不杀他（毕竟是朝廷命将），只是将他关起来，每天一碗瘦肉粥，不让吃饱，也保证饿不死。就这么过了几天，才“请”他过来相见。陈国瑞一见刘铭传，既不怒骂，也不求饶，只是哭诉：“此五百人，皆数年来所纠合四方之精锐。一旦为君所歼，吾军自此衰矣”；既然陈国瑞认了栽，刘铭传也就不为难他，闻言，“怜而释之”。 但是，稀里糊涂死了五百人，总不能就此罢休，于是双方都往上打报告，要求仲裁。足球比赛出现争执，足协可以通过重播录像，以定曲直。友军火拼，未经录像，判断事实只能靠分析双方的状书。但是，不管是皇太后的军机处，还是曾统帅的营务处，却都不好判断谁是谁非。为什么呢？铭军若说对方专为抢火枪而来，事虽有之，却不合情理；陈国瑞若谎称小事造衅，而全营被歼，也不合逻辑。所以，双方投诉，必都不能秉笔直书，而要捏造兵勇械斗、局面失控的平实文字。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禀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所以，双方文告只能尽量符合日常经验，而细节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趋于含混模糊。军机处、营务处诸公据此判案，也就只能各打五十大板，难得糊涂了。加之当日剿捻形势甚为吃紧，任何严厉处罚都会损害士气；陈国瑞的后台是以僧格林沁家为代表的忠亲王一派，刘铭传的上级为曾国藩、李鸿章，一有偏倚，必生怨望，所以，朝廷干脆不加处罚： “刘铭传、陈国瑞勇丁互相械斗，杀伤多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员等均系提、镇大员，不思乘贼势新挫之后奋斗追击，而于勇丁互相斗杀不能禁止，且各执一词，殊失大员体度。本当从重治罪，姑念该员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 ； 尽管未受处罚，但是部下成建制被消灭，陈国瑞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而刘铭传不得不防备他重来报复，所以接奉谕旨后，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剿捻的任务也暂时搁置，双方继续在长沟相持。山东巡抚阎敬铭既劝不开，又耗不起，只好再次上报。谕旨下来，又是各打五十板： “何以尚在长沟相持不下？岂谓朝廷不能执法从事耶！” 并命二军赶快分道扬镳，不要伺机启衅。 此事告一段落，就得说说曾国藩是如何成为陈国瑞要“杀”的“白云”了。  
病退
僧格林沁死前，曾国藩就接到数次谕旨，命令他派兵援剿 。他一直拖延，固然有湘军刚刚解散，淮军需要肃清安徽，暂时腾不出兵力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不愿背上“抢功”的恶名。僧格林沁自咸丰十年九月奉命剿捻，迄今已历四年，能否成功不可知，但不愿他人分功却在情理之中。曾国荃听说李鸿章要来助攻南京，气急吐血，即是同样的心理。曾国藩何等样人，岂能不明白其中奥妙？所以，他拖了大半年，都没有实际行动；朝廷也明白这个道理，故只能任其拖延 。同治四年五月，僧格林沁战死，朝命立即改“助剿”为“督剿”，并授权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陈国瑞原是僧格林沁部下，根据最新指示，现在也要听命于曾国藩。军队更换统帅，历来就存在人事、资源诸方面等“整合”难题，而陈国瑞刚刚划归曾国藩指挥，就被其嫡系部队“铭军”灭掉一个营，其不能谨遵命令，甚至负气为难，种种情形，不难揣测。曾国藩要统领各军与捻军作战，则必不能容忍属下有违抗军令、仇视同侪的将领。倘若出现这种将领，要不凿枘不合，弃之不用，如初起兵时的王錱；要不恩威兼施，引为己用，如自胡林翼处接管的鲍超。陈国瑞能战的名声，早已“简在圣心”，没有合适的理由，遽尔弃置，必会引起猜疑，认为曾、李妒贤嫉能，其道不广。而长远之患，则会坐实湘、淮两军都是私人部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