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他参与谋划的直接证据。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则，所有暗箱操作的证据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后，门生汪士铎为其编订全集，向曾国藩请教编辑规范，曾复书云： “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景庆云先睹之情。……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 ； 原来，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并非全集，乃是选集，所谓“贵精选，不贵多取”也。而曾国藩的用心，在“爱人以德”四字，则可见当日胡林翼遗稿中不乏弄权用术的内容，不免悖“德”。运用权术，贿赂、笼络官文，令其不掣肘，是胡林翼得以建功立业的前提，此事天下皆知，《清史稿》及诸家笔记从不讳言 ，而全集中找不着一丝谄媚官文的痕迹。由此推知，当日为左宗棠呼吁、援救的私函密件，必也根据“爱人以德”的编辑原则，全行“为贤者讳”了。幸好，在“反民复清”的满清遗老胡思敬的笔记中，找到这么一句话： “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 ； 胡思敬为清末御史，以弹劾端方得名；自谓此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而学界也颇为称举其书的史料价值。他固未亲眼见到这张三千两的银票，但此事在同治、光绪年间腾播于京城士大夫之口，则无疑问。郭嵩焘给潘祖荫的三百两，似即取诸其中。当然，要将这笔资金往来帐考证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伯牛自揣学识俱陋，万不可能；读者能以意逆志，知道保左一案中，肃、高、郭、潘诸人出力以外，还有胡林翼提供经济支持，也就不枉这番征引了。出版审查官曾国藩只准后世读者“尝一勺”、“睹片毛”，奈何奈何！ 此案从咸丰九年八月发动，经过一番运作，至明年二、三月间才渐息烦嚣。而在此期间，左宗棠并不乐观，他自承： “昔年旁览世局，知官场为倾轧争夺之所，拘牵挂碍，不足有为。而鄙人气质粗驳，不能随俗俯卬，尤难入格。退处于幕，庶可惜机行素，进退自由；不意仍为世所指目，卒与祸会也” ； 并于九年腊月间决计辞去幕职，北上诣曹： “赴都后有两策：一、不候引见即告病；一、引见后，如遇一召见，则问一句，据实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之不足与言，放还乡里，于愿足矣。至所谓公卿大夫之前，则不敢稍有论说，恐其一入荐剡，则断送头皮，气破肚皮，终无益也” ； 咸丰七年五月上谕：“该员（左宗棠）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资送部引见”；咸丰十年正是“会试之年”，故左宗棠以此借口进京。当然，此行的目的，还是希望有机会独对天颜，一抒冤懑。可是，这个念头未免太幼稚了点。今日的信访办，昔日的登闻鼓，才是鸣冤诉屈的好去处；什么案子都直接递到最高层，那整个行政、司法体制岂不乱了套？有鉴于此，胡林翼亟加劝阻，可他一意孤行，终于还是浩然上路 。但是，走到襄阳，事情起了变化： “抵襄阳后，毛寄耘（鸿宾字）观察出示润公（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巇、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 ； 此为十年三月致郭崑焘之信。到襄阳后，胡林翼托毛鸿宾致信，紧急通知他停止北上，理由是仇家“意犹未慊，网罗四布”；意即已经派出杀手，欲得而甘心。其时“雨霰交作，风雪极大”（信中语），左宗棠闻此危语，愤惧交集，心寒气丧。眼见得御状是告不成了，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只好东去宿松，至曾国藩大营避难。幕职已辞，家不能归，到营中吃干饭又不合适，于是新生一计，投笔从戎。“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叱咤风云、筹济两湖的左师爷，只因得罪小人，遂落魄至此。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但是，官文、樊燮并未真的派遣杀手；“网罗”云云，乃是胡林翼阻其北上的权宜之计。闰三月下旬，胡、左在英山会面，胡告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 ，并安排他去曾营散散心。左宗棠被“诳骗”一次，白白担惊受怕了许多天。但是，二人面谈之时，胡林翼必已告知京城事态的最新发展，己方胜券在握，静候佳音可也。闰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湘军宿松大营。自此，每日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鬯谈”，情绪渐渐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