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将郭、杨二部调派回苏。其摺略谓： “兹查由闽窜粤之贼，实只汪逆海洋伙党数万，纵各股尚有漏出人数，谅必无多。（闽、赣、粤）三省合力，或可将此股就地歼除，不致久稽天讨。臣前闻直（隶）、（山）东军务吃紧，捻逆狓猖特甚，时事方殷，似两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郭松林、杨鼎勋所部多勇敢之士，所习洋枪炮队必非捻逆所能当；且淮北、皖北之人实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无疑。臣愚以为：就天下大局而论，直、东为重，闽、粤、江西为轻；就此时贼势而论，闽、粤、江西为缓，而直、东较急。是苏省援闽之军仍应调回苏州，以备曾国藩、李鸿章调度明矣” ； 此时为四年闰五月。北方捻军纵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僧格林沁战死，曾国藩受命担任“剿捻”总指挥，李鸿章则担任后勤总调度；此即左宗棠所谓“吃紧”的“直、东军务”。捻军固难对付，但这毕竟是曾、李的任务；近邻广东的“藩篱”，他不能“代固”，数千里之外直隶、山东的军务，他却设身处地，尽心谋划。如此舍近求远，居心何在？我说，这是一石二鸟的高招。首先，表彰闽军的功劳。经闽军剿除以后，“窜粤之贼”，“谅必无多”，可见闽军是一支战斗力强、责任心重的劲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无私的美德。中央批评疆吏、统帅，以及疆吏、统帅互相攻击，有个术语叫做“拥兵自卫”；意即不顾大势，惟重辖区，前引左宗棠“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之语，便有“拥兵自卫”的嫌疑。现在，他说太平军馀党应当由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自行了断，请将淮军调离，不要拖了“剿捻”的后腿；则显非“拥兵自卫”的自了汉口吻，而是大公无私的谋国者胸怀。因此，中枢“览奏”，极为欣慰，立即“谕知李鸿章檄调”郭、杨回苏 。 只是，淮军调回后，怎么对付逃到广东境内的“汪逆海洋伙党”呢？说是要“三省合力”，具体施行起来，麻烦可不小。军兴以来，出境征剿的客军统帅，在未奉节制用兵之地军政事务的钦命之前，都有军事、饷事处处掣肘的痛苦经验。例如，咸丰六、七年间，曾国藩就以客军身份在江西受尽了煎熬，最终不得不动用权术，借口父丧守制，向皇帝申请总督、巡抚的实任；不幸的是，皇帝刚愎自用，视其为要挟，一句“知道了”，令其退居二线 。因此，未得节制他省军务的授权，各省长官都不敢轻言越境征剿。然则，“三省合力”云云，暂时只能是各防己境的局面。江西、福建兵力雄厚，防堵有馀；广东则将玩兵疲，形势可危，且“贼匪”适在其境，倘因此败战失地，地方官必受严责。由此可知，撤调郭、杨，对郭嵩焘来说，不啻釜底抽薪；但是，左宗棠此举打着照顾天下大局的招牌，郭嵩焘不可能在公务层面与之争辩，只有在私底下大发牢骚： “左帅会江、浙各军入闽剿贼，仍假苏军之力，数千里浮海转战，一收廓清之功。由闽达粤，比邻相接，而迫以浮海北归，竟以朝命督之，若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者，竟莫测其所以用心！而前后具报军情，随时咨报，独此一节，隐秘为之，至今未一咨示摺稿，尤使人念之茫然。……左帅此举，辜数省之望，遣累无穷，深所不解” ； 闽、粤两省长官，于敌情、军务本应“随时咨报”；撤调苏军这种大事，更要提早通告、协商。左宗棠却“独此一节，隐秘为之”，故郭嵩焘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不得不慨叹“莫测其所以用心”。当此时地，他猜测左的用心是“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不无道理。郭、杨如能入粤助剿，揆以前此战绩及目前形势，太平军不能久撑，势将“速了”，然则广东督、抚以此奏捷，必蒙奖赏。郭、杨不入粤，则单以粤军之力，断不能“速了”，势必被朝廷责备；而左宗棠挟肃清浙、闽之馀威，朝廷必将授予节制他省之命，令其入粤清剿，然则，所有的功劳都将记到左某的账上。郭嵩焘由此推测，左宗棠奏调淮军回苏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争功。随后的事态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猜测，八月二十三日上谕： “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驰赴镇平督办军务，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兵勇均归节制；即著懔遵前旨，迅速前进，妥筹一切。如有不遵调遣及迟玩军务者，并著查明参奏，以一事权”； 自闰五月迄今，已历三月，而广东军务毫无起色，于是，朝命左宗棠入粤（镇平在粤东嘉应地界），并节制三省。至此，郭嵩焘认定左宗棠“所以用心”，全在争功；但是势穷时迫，自己无力改变局面，惟有忍气吞声，慨叹世风日下、交道不古而已。他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仅争杀敌之功，竟还要夺其巡抚之位。奉到节制之命后，左宗棠复奏，依例谦让一番以外，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 “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