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就无法再睡，他索性坐起来，抬头看着头上的电灯，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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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3）
夜半歌声，低沉嘶哑，越过高墙，传给心心相印的战友。
彭德怀没有忘记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他除了大声抗议，让隔壁的战友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之外，还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从黄克诚的囚室经过的时候，在外面装着咳嗽，让里面的战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天，彭德怀对看守的战士说：“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请你帮我给问他好。”
接着，彭德怀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彭德怀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黄克诚这样一批因为自己而受到无辜牵连的人感到十分不安，感到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每次审讯他都据理力争，决不放过一切机会，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要能够为他们洗清身上的不白之冤，哪怕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1970年7月2日，江青不断地催促专案组要尽快结案。
7月21日，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这个报告中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杀头，共和国开创者之一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最高徒刑。
没有上军事法庭，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和必要的律师辩护，也没有让彭德怀本人了解案情和实行申辩，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强权强奸了，玷污了。
我在为写作《共和国大审判》一书采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官时，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四人帮”一伙对“顽固不化”的彭德怀大开杀戒也很有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王文正告诉我说，就在1970年江青一伙向中央上报彭德怀一案综合报告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建议要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当时的各个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对于这个传达仍不甘心，又向上请示。这个请示一共谈了两个问题：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二是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意见答复说：“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1972年1月5日，彭德怀、黄克诚等与“俱乐部”有关的24名（又增加了七名）“案犯”，从什坊院被秘密转运到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边上的政法干校。
这是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后第四次转移关押地点。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4）
彭德怀被关押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编号为第五号，彭德怀从此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姓名，被叫做“五号”。黄克诚则在他旁边的一间，编号为四号。
这时彭德怀的腿上、臀部、背上都长满了红疮，使得他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双腿上许多糜烂的斑块，正向着身上四处扩散。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从成都来时的一套内衣裤，上面已沾满脓血。袜子已破得不能再穿，棉裤破得四处都露着棉花。
在此之前，彭德怀应红卫兵要求，曾写过四份材料，即《挖思想根源》、《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和《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被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示：“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了这份材料，只批了这么几个字：“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没有表态，没有具体意见，更没有任何的结论。
然而，没有表态即是表态，没有意见即是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