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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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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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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石家丈人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宜宁中学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不要了。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事长的职务。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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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之谜(3)

母亲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来只有一层楼,有一间客厅、卧房与饭厅,屋子后面还加一个小厨房,后来我就把阁楼改装成一间房间以及一间浴室,母亲就一直住在楼上。房子旁边有一间余房,是佣人住的地方,楼上也有一间阁楼。母亲过世之后,这位佣人变成学校的工友,那间房子也变成宿舍。学校把枪交给他,他就把枪放在阁楼上,事前我也不晓得。

(五)长眠九泉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那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我们搭乘的是C54专机,这种飞机要飞几站之后才能抵达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满油后,还要等待好天气,才能一口气飞完东太平洋到旧金山,在陆地上还要分几段行程才能抵达纽约。孔院长的丧事办完后,老夫人留在美国就医,我趁此机会到加拿大参观“World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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