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来一看是老先生的笔迹，上面写着：胡长青同志亲启。胡长青是军长，本来我是要去看装甲部队的，接到空投包后我就直接到军部去，一见到胡长青，就跟他说：“军长，包子还是热的呢，还没有着地我就接过来了。”他打开一看，信里写着：限时打下包家集。
我回去跟刘总司令报告时说：“如果我们绕道而过去打双堆集，包家集自然就拿下了，保不住双堆集，###留着包家集也没有用，自然就会撤兵。”他说：“你爸爸的脾气你还不晓得啊，他说要打下包家集就是要打包家集的。”我向刘总司令解释是因为我们给父亲的情报是包家集挡住我们的去路，所以要我们限时攻下，结果他还是坚持要打包家集。我就说：“好，如果要打包家集，就由我去打，你不要再牺牲这么多团了，你给我一个步兵营，我再加一个战车连，保证半小时之内拿下包家集。”他还是不肯。我就请刘总司令把步兵营交给其他师营，自己带着人员绕到包家集后面。我认为后面一定有地道，我用战车去压地道，把地道压垮，再在地道口点燃干辣椒，用烟把地道里面的人熏出来，轻易地把包家集拿下。但是已经耽误好几天，如果刘总司令愿意照我的方法做，我们老早就把包家集拿下，双堆集也早就突围了。
事后我们回到南京，王老虎（王书铭）亲自向父亲报告投粮的状况，他跟父亲报告说他在三千英尺的高度投粮，事实上我看他最低限度也有六千英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九千英尺投的粮。王老虎还说他自己在空中亲自督导，其实不然。军队被包围时，我自己飞了一架侦察机（联络机）L4，去看看包围圈里装甲兵的情形，我还空投一把胡琴，投到陈官庄的包围圈内。那时候战车第一团的团长赵志华喜欢唱京戏、拉胡琴，我就写了一个突围计划，内容包括如何突围、如何掩护、如何打开缺口、突围部队如何走、打通缺口的部队怎么做、炮兵怎么使用以及炮兵突围的时机，每一步我都写得很清楚，塞在胡琴里面。我的飞机保持在八百到一千英尺的高度，我回来时机身翅膀是带着八个洞回来的，不过等到他突围出来后，我才知道他没有收到那把胡琴。后来我们到了后方以后，我还把这份突围计划作为指参教育的教材，教导官兵正确的突围方法。
徐蚌会战时，我的装甲部队战车连配属给空降纵队（降落伞纵队），预备做重点攻击。当时前方状况也不太好，结果空降部队司令带着部队撤退到后面，没有告诉我们战车部队。那时候只有空降部队有手提通话器，使用短波，距离只有一公里左右，结果我的无线电频道与他的手提通话器相合，我听到他下命令要把车队撤走，就跳上吉普车，绕到他必经的一条路，他看到我，就叫部队停下，还对我说：“蒋参谋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我在等你啊！”他很怀疑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呢？”我说：“是你们自己告诉我的，你拿有线电通话器明语通话，我收得到，###也收得到。”他听了脸都红了，就说：“我们只是两个部队位置移动一下。”我说：“您尽管换，我的战车始终在前面没有动，我在此地要请示一下司令，我们的战车部队要怎么移动？”他说：“你们不准备动就好，我们只是两个团换一换。”就这样阻止了他带部队偷溜。
撤退经过
徐蚌会战后，有人提议把装甲兵调到广西、福建，果真如此的话，国军撤退时，装甲兵一个都撤不出来。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阴谋时，就去请示父亲：“要让装甲兵先撤到海南岛还是直接撤到台湾，或是分成两部分走，一部分从海南岛出来，一部分直接到台湾。”父亲就说：“直接到台湾好了，装甲兵不必绕那么一大圈，因为现在没有必要去那边作战，重点还是集中在上海，到上海后再出来，当然是到台湾。”我得到命令后，就把徐庭瑶将军及司令部先送到台湾，并且在安置陆军总部的营区里，那时候他们想出来，就巴不得先上船。
装甲兵撤退时，政府只给我撤二个船次的钱，而事实上我撤出了二十八个船次的装甲兵。这些钱就是我每次破获谍案后，上级给我的奖励，我拿这些钱来雇船撤退装甲兵，船公司看见装甲兵就像看见大财主一样。到了台湾以后，我就用剩下的钱，在中正东路买了三百坪的地，中正东路就是现在的八德路，那边本来都是稻田、水田，当时的地价是七块半新台币一坪，我就是凭着这三百坪地起家的。现在这个地区增值很快，一坪都要上百万了，我是在官价七千块的时候卖给我一个朋友的。他替CAT盖一个修车场，需要三百坪土地，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就算他半价，卖他一坪三千五百块，半卖半送。我先后搬了三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