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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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义演纠纷
在“一江山事件”之后，有一天我穿着军装到空军总部去接洽事情。那时候我是“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阶级是少将。那天总部外面围了很多人，围墙上也贴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跟共产党的差不多。当时我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直接到总部里面去办事，办完事情后，听到广播器呼叫：“请蒋纬国将军到大礼堂门口服务处，有你的电话。”我就到服务处接电话。我接起电话说：“我是蒋纬国。”电话那头就说：“喔！蒋将军，请你稍等，夫人请你讲话。”蒋夫人问我当时人在何处，我说我在空军总部大礼堂门口旁的服务台，她问我知不知道大礼堂里在做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大礼堂正在举办‘古今中外服装义演’，是我与陈香梅两人联合主持，特别为‘一江山事件’的遗眷和空军总部托儿所募捐的。陈香梅现在正在大礼堂里，有人阻止他们演出，使义演无法开锣，你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听说今天来观赏的使节有很多人受到困扰，特别是东方面孔的外国使节，不论是在空军总部外面或是里面，都受到侮辱。你赶快去看一看。”
我挂完电话后就进去大礼堂，看到反对者的宣传口号是“我们中国人拿中国女孩子的大腿去慰劳美国洋鬼子”，带头的则是江海东。江海东当时是军邮社的总干事，官拜少将，他带着两辆军友社的广播车，又动员了退伍的青年军，从基隆开车到台北，集结了一大堆人，大概有六七百人聚集在空军总部门口。我走到大礼堂台上，看到第一场是贵妃醉酒装，由当时著名的武旦戴绮霞示范表演。我到后台一看，挡住戴绮霞不让她出场的就是江海东本人，穿着少将的军装，我听到他对戴绮霞说：“你今天如果出台去，以后你就休想在台湾的市面上混。”我就过去对戴绮霞说：“戴小姐，你上台好了。”然后我就“砰”地一下用擒拿术把江海东的手扣起来，我问江海东：“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做什么事情？”他说：“她们拿我们中国女孩子去慰劳美国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