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造反派的头子聂元梓得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要批朱之后，生怕在批朱中抢不到头功，便立即召集北京大学造反派开会，在会上扬言要揪斗朱德。
会后，聂元梓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康生摸底，老奸巨猾的康生授意她继续行动。
聂元梓心领神会，胆子就更壮了，立即组织班子，连夜编造批朱的文章，然后通过造反派办的《新北大战报》，赶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就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里的造反派从刘白羽家里抄出了他1941年在延安写的《朱德将军传》手稿。
聂元梓听到这个送上门来的信息，格外惊喜。
她立即下令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出《朱德将军传》200部，作为批朱的炮弹，发向全国。
2月初，人民大学造反派发起成立“揪朱联络站”，有北京大学、高级党校、地质学院、中监委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贴出通告，扬言要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万人大会 ，彻底批倒批臭朱德。
当周恩来得知一场更大规模的倒朱运动正在迅猛发展时，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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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威不可屈的“红司令”（3）
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指示，在召开批朱大会的前一天，让秘书通知了戚本禹，特别强调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必须取消批判朱德的大会。
接着，他又亲自找戚本禹谈话，十分严肃地指出他支持造反派批斗朱德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他复述了毛主席讲的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
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才没有开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德没有被打倒，林彪、江青、康生等贼心不死。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们加快了打倒朱德的步伐。
一面指使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成“揪朱兵团”南下，去朱德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造反”；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轰击朱德的“炮弹”。
1968年7月，康生别有用心地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搞了个“分类名单”，把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把朱德、陈云等29人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7人，有病的3人，去世的28人，只剩下37人（名单中漏掉了林枫和黄克诚）。
被打入另册的前两项加起来，要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61％。
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与此同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康生的指示，抽调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谓清理历史档案。
他非常明确地向参加清查的人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一篡党夺权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先后整理出了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还整理出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的400余件材料，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手法之卑劣，令人发指。
在“文革”中，真是“奇事天天有，一天更比一天多”。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几张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林彪、江青等一听到这件事，不仅不紧张，反而兴奋异常、欣喜若狂。
原来，他们认定这同被批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认为是天赐良机，可以作为打倒一大批的突破口，便立即下令公安部，不惜用一切手段，尽快破案。
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披挂上阵，布下天罗地网，发誓“不破案不收兵”。
12月10日开始，办案人员审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周某，逼迫她供出“后台”。
周某被逼得无奈，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周某顶不住威逼，就胡诌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委员和党政军领导人。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做了一件害人又害己的大坏事，由于她的错误，由于她的任意编造，将给多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将使多少个家庭跌入家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