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唐德刚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依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