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⑥像这样“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的巨大决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它对以后保障淮海战役的初战大捷有着巨大的意义。
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立刻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这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十月十一日那个电报中提出：正在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的“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一天，他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⑦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在二十二日以突然动作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忆道：“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⑧
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又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⑨可以清楚地看到，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的巨大决心，到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有利形势面前，淮海战役应该怎样打？毛泽东觉得原定的在新安镇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野主力转向淮安、淮阴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十一月七日，即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他致电华东并告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廿一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样，他对淮海战役规模的构思又推进了一步。十一月九日，他在接到粟裕、张震关于“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的建议后，立即在九日起草了一份“佳亥”电，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即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致中原、华东领导人电报中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便最终确立了。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多谋善断。在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的一个多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种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作出战略决策。因此，当战役一开始，便能成竹在胸地将既定的作战方案一步步地付诸实施，并能从容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张震后来评论道：“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⑩这是淮海战役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南线战略决战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基本作战方案已经确定，毛泽东仍然十分谨慎，没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来。十月二十七日，他致电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再次叮嘱：“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⑾第二天，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并刘、陈、邓报告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三十日，毛泽东复电：“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并且提议：“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陈、邓方面“亦请同时动作”。⑿次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⒀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陈、邓：关于钳制邱孙兵团的“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⒁
一场大仗很快就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