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打你了……我的女儿，你能原谅妈妈吗……”
仿佛有人突然打开了一道感情的闸门，压抑许久的情感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她的痛苦、她的委屈、她的悲凉、她的愧疚……刹那间都从心灵的渊底迸发出来，与现实的惨痛骤然相撞。她痛哭着向冥冥之中的冯楠忏悔着：“原谅我，冯楠，我不是故意的，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实在是一时糊涂啊！冯楠啊，我后悔啊，我后悔死了……我当初为什么要让你和赵刚见面啊，是我害死了你啊，我将来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你们……冯楠啊，咱们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天理了……连你们这么优秀的一对儿……都活不下去了……你告诉我啊，冯楠，这是为什么……”田雨紧紧地抱着赵水，一刻也不敢松开。这是冯楠的骨肉，是她生命的延续，冯楠和赵刚的鲜血还在这个女孩的血管里流动，只要他们的女儿在，他们的灵魂就不会远去，他们一定在云端默默地注视着田雨呢。田雨感到一阵欣慰，像拥抱着好朋友的灵魂，她说什么也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赵刚和冯楠的灵魂就会突然逝去。
杜长海喜欢驾驶汽车，在炮兵团时，他经常亲自开着火炮牵引车，练出一手熟练的驾驶技术。转业以后，就没了开车的条件，一个小小的处长是不会配备汽车的。他每天上下班只得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心里憋屈得要命。“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打碎了一切旧的等级观念，杜长海透过混乱的社会现象，发现一丝曚曚昽昽的曙光，自从坐上了“红革联”第一把交椅，他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专车、秘书和警卫都有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又缺乏过人特长的人，在处级的位子上累死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实际利益。他不喜欢轿车，只对吉普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车型最适合军人，尽管他早已退出现役，成了老百姓，但他在心里永远把自己当个军人。当时尽管北京产212吉普车已经问世，但产量少得可怜，连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时，乘坐的车也不过就是212吉普。杜长海之流就别想轻易见到了。他退而求其次，给自己配备了一辆苏联20世纪50年代出产的“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的越野性能使他很满意。他每次出行的程序是这样安排的：自己亲自驾驶吉普车，副座坐着秘书，后排是两个抱着56式冲锋枪的贴身警卫，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上面坐着他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他这种排场是显得张扬了些，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杜长海一言蔽之：这是工人的力量。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使杜长海的警卫员们在20年后还心有余悸。他的一个贴身警卫是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认为那天晚上姐夫真是撞见鬼了，因为当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已上车就绪，目标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驻军火箭炮团。等了一会儿，杜长海才姗姗来迟，那天晚上他显得很兴奋，他像大人物似的向等候在卡车上的几百名部下挥挥手，一反常态地要求大家唱个语录歌提提士气。要知道他是个没半点音乐细胞的人，哪怕是唱上一句也要跑调，所以他很自觉地把这个弱点隐藏起来，从来不提唱歌的事。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杜长海就显得不太正常了，他竟然给大家起了个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他严重跑调。杜长海没有发怒，而是宽容地说：“别笑，别笑，大家都严肃点儿。今天咱们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任务，士气是很重要的。接着唱，接着唱。”杜长海在乱哄哄的语录歌声中拉开吉普车的车门，小舅子殷勤地给他关上门，杜长海隔着车窗对小舅子嘱咐道：“告诉你姐，我今晚不回家了。”小舅子见他扭动钥匙发动车子，就在他扭动钥匙的这一刹那，“轰！”一声巨响，杜长海垂直向上从吉普车的帆布顶棚中穿过飞起七八米高。当然，也有的目击者坚持说绝不止七八米高，至少飞起十几米高，并为此事抬了20年的杠。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起爆炸案是阶级敌人干的，其最大嫌疑自然是“井冈山兵团”。逻辑是现成的，反革命分子把革命组织的杰出领导人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然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但问题不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与杜长海近在咫尺的小舅子却连根汗毛也没伤着。看来爆炸力不是向四周扩散的，而是集中向上爆发的，犹如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杜长海的屁股，把他抛向半空，连吉普车都没受到什么损坏，换个座位，补补顶棚就行了。
事后，杜长海的小舅子擦着冷汗说：“当时“轰”的一声响，我姐夫就飞出去啦，他人还在半空里，我就明白啦，唉……”杜长海的死亡使“红革联”冲击火箭炮团的计划彻底流产了。“红革联”一派群龙无首，人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