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于免疫系统的激素和化学物质，从而彻底康复。
西瓦妮·古德曼博士的乳腺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发作了三次。各种治疗方式都无济于事，最终，她因为自己坚定的信念而痊愈。
我曾前后三次被诊断出癌症，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甚至无法正常打电话，更难以再承受一整轮外科手术和化疗的折磨。我担心，再去医院治疗的话，我会因此而死去。我决定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亲身应用自我治愈疗程——这是我自己创造出的简单易行的方法，它糅合了古老东方文明的心理医疗技艺与西方文明的心理学和心理神经免疫学知识。
用这种方法进行自疗的头三个月，我的肿瘤就收缩了，只有最初的一半大。又过了八个月，我感觉恢复得差不多了。完成全部疗程之后，我去医院做了体检。“真是个奇迹，癌细胞完全消失了！”医生惊讶地告诉我。
“不是奇迹，医生。”我答道，“是每天三次、每次一个小时的自我治愈疗程救了我。”这是1995年的事情。从那时至今，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
应该说，这一切都来得很不容易，中间经历了很多磨难。当1992年8月我第一次被诊断出乳腺癌时，我感到沮丧，困惑，似乎我多年来所相信的、所努力推广的一切都在一瞬间崩塌了。或许我的工作取得的些许成就，不过是安慰效应或是其他什么偶然因素的结果。我该借助西方现代的医学手段切除肿瘤，还是靠心理学的力量战胜癌症？我下不了决心。
我的一个密友曾死于癌症，她的肿瘤切除手术不够及时，癌细胞蔓延到了淋巴结。她的死让我记忆犹新，催促我赶快求助于西方现代医学手段。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的一位好友写信鼓励我：“别管时下流行的医药治疗。你是个医者，你能治好自己。别被癌症的幻象给蒙蔽了。”她推荐我到阿尔伯达去找一位美裔印第安巫医。我立即乘班机去了加拿大。
寻找别的答案（1）
巫医告诉我，他计划带我去当地的蒸汗屋，当然，要是没有疗效的话，就得去他建在一处专门地点的私人蒸汗屋试试。和他在一起是一场愉快的历险；他很睿智，仿佛能一眼看穿你心中的想法。我心中渐渐升起了希望，希望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在排队去蒸汗屋的时候，我和一位患了几年乳腺癌的妇女聊了几句。“这儿对你有效果吗？”我问她。“有些帮助，但我还没有完全康复。”她答道。“那别的人呢，有完全康复的吗？”“有一些。”“要多久？”我充满希望地问道。“我们都不太清楚。”她说。
我也被送进了蒸汗屋，巫医询问了我在里面的情况，听完我的话他一言不发，紧紧地盯着我；我又开始颤抖了。
“我们得去私人蒸汗屋再试试。”巫医告诉我。这一下子我心里更加慌乱。“这是巫医的自我牺牲，”我的新朋友悄悄解释道。“他需要牺牲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才能挽救你。”“我不希望他为我做出任何牺牲。”我声明，然后收拾行李离开了。
现在，手术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不过是失去一侧乳房罢了，或许是上天要我学会放弃呢。”我决定进行乳房切除术。
医院给我的感觉是冷酷无情，我仿佛进了集中营的审讯室，马上要被刽子手们大卸八块。手术室门口坐着一个等待手术的女人，她脸上挂着绝望的泪痕。我看见了她眼中的痛苦——仿佛在等待死亡的判决，霎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有那么一瞬，我似乎看见了死神向我招手。
醒过来的时候，麻醉剂的残余作用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呼吸。坚持呼吸。”医生不停地说。可是，呼吸是如此艰难，每一秒我都觉得无法再坚持了。每次我试着动动眼球，哪怕只是一点点，都会被痛苦的恶心感淹没。我要死了吗？内心一个小小的部分似乎正站在一旁，无声地观望这个过程。终于，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丈夫和儿子正在隔壁的休息室，透过玻璃窗紧张地望着我。“我总算还活着。”我试着挤出一个微笑，立即又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
“取样检查的19个淋巴结中，有2个感染了癌细胞。”医生告诉我，“下周开始化疗，需要持续一年时间。”
化疗的康复概率是50％。“别进行化疗。”好友警告我。“你可能会因此而死掉。就算不死，化疗也会阻碍自然康复的过程。去波士顿吧，试试安·威格默尔博士的小麦草自然食谱疗法。不少人都是通过那种疗法痊愈的。”
“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化疗。”我乘火车去了波士顿。
小麦草汁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