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主要用钱来帮助贫困者。它从5亿美元的资金开始起步，最终花掉了大约30亿美元。
联邦政府期望地方机构能够依据各自的能力分担一部分担子，但并没有要求严格的配套资金。就全国整体而言，从最终的账目来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华盛顿提供了70美分以上，各州13美分，市县16美分。像马萨诸塞这样一些相对较富的州，比起像南卡罗来纳这样的穷州来，贡献要大得多，新英格兰人则嘟嘟囔囔地抱怨自立精神的衰微。在南方，反对者抗议用现金去填充黑人和穷鬼的腰包。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看做是“肥缺”，希望尽可能地少付出、多获取。联邦和各州的行政官经常不得不敲打那些更小气的市县，威胁说，如果地方政府不松开自己的钱包的话，就切断救济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逐渐远离了直接帮助——最快速、最廉价、覆盖最广泛的方式——而走向“创造就业岗位”，依据需要支付的工资，最终制定了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的就业计划，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技能。一旦他把迫在眉睫的危机置于控制之下，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可以鼓舞士气的就业机会，因为工作所产生的效用会提升工作者的自尊，使他的技能不至荒废。然而，霍普金斯的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有组织的劳工担心救济工作的低工资会影响到私营企业的工资；而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则以完全不同的理由反对这样的救济。他们因为更便宜而青睐于施舍，并认为，公共工程计划会从货币市场转走资金，有时候会破坏现有价格（比如在低成本住房领域），会让国家背负巨大的债务，而债务本身又会进一步延缓经济复苏。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可霍普金斯的选择，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在新政4年之后，1937年5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个人当中有4个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项目来实施救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随着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开始，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工作救济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所有其他被提议的解决办法，尽管其差额在穷人当中比在富人当中要大，在城市居民当中比在农业人口当中要大。在这一计划执行的早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开始收到救济支票之后，便主动地走出家门，打扫本镇的街道，说：“我得做点事情，以回报我所得到的东西。”
第三章 百日新政（6）
1933年夏天，联邦紧急救济署已经有了工作救济的想法，不管有多么即兴和琐碎——比如在公园里捡废纸、扫落叶，在十字路口数汽车作为本地交通记录的数据。根据8月1日的一项裁决，无技能劳工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数几个孤立的行业之外，这样的薪水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私人企业的工资——这是国家复兴署试图稳定的一块，也没有影响到管理层的人力需求——最近复活的美国就业局正把这一需求在失业者当中广而告之。
这一从施舍向工作救济的转变，在国家紧急救济署的后期阶段走得太远，以至于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后几个月里，该机构把它将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员，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时期，总数高达250万人。然而，上一年冬天，即1933～1934年间的冬天，见证了FERA及其救济名单在大萧条期间的最大范围的扩张，1934年2月，它的救济名册上有将近800万个家庭，约相当于2；800万人。
这种巨大的膨胀，要归功于一家叫做“民用工程署”（CWA）的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飞速发展，这个部门通过地区分部直接从华盛顿运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样文章。它于1933年10月投入运转，以应对寒冬的袭击以及公众当中乐观主义的低落，这种低落已经开始不利于新政的最初萌发。CWA很快就让400万人有了工作，大约一半来自FERA的常规救济花名册，剩下的人则来自非救济失业者。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个小时，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个小时，有较高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使得CWA有时候成了私营企业低薪岗位的一个很危险的竞争者。总共，它花掉了大约9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桥补路，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的维修，害虫和腐蚀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的工作。在紧急情况的驱策下，做一些毫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工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没有哪一家新政机构比CWA更容易被人攻击为“做毫无价值的事”（boondoggling）——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最早用于手工业，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