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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19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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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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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另外几股线一年接一年地纺着。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35年的公共事业法,不仅试图保护中小投资者免遭控股公司之害,而且还想通过要求执行合理的价格和开放财务账目供联邦电力委员会审查,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像西南部的巨石(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工程这样一些电力企业,把政府转变成了实际的经营者。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治下,政府更进了一步,尝试去做民营企业力所不及的事:改进就业机会、安全和健康,换言之,就是改进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价值。。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5)

在这方面,以及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你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本质差别。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动力,利润则是后者的动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买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的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面对这些需求的政府,着手满足它们时不是基于手头的现金或最终利润的计算,而是要带着这样一种确信:账单会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国家作为供应者的角色,预示了它作为筹款者和收税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开始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最大企业。

新政的第一笔专门预算(1934财政年度),使得联邦支出比1933年增长了20亿美元,所有拨款的大约60%被用于“复兴和救济”。在1936年结束之前,尽管税收更高了,但国债还是达到了300亿美元,到1940年是430亿。像大多数美国现象一样,国债也变得很庞大。一位云游天下的记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意见采样)发现,接受救济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赞成,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权威人士(甚至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国债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人民会把它记到自己的头上。另一方面,批评者则指控,钱被花在了“疯狂的实验”上,不合理的税收侵蚀了商业信心,它们确实隐藏着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税收纯粹是以更高的价格把压力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而更高的价格导致更低的消费,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正是带着这种精神,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1935年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税、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的立法是滥用联邦权力,“惩罚节俭和成功”。另一个虐待狂式的压力——这些批评者是这样解释的——随着1936年的税收法案而出现了,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这些储备金,没有这些痛苦呻吟的经理,扩张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大声疾呼导致了后一届更有同情心的国会让这项税在1939年终止了。新政参与者们辩护说,这些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的,而那些胆子更大的人则坦率地声称,征税不应该仅仅用来获得收入,还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许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纷纷加入到收税和花钱的行列当中,导致每年的政府开支——联邦、州和地方的——从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8年的170亿。跟联邦资金配套的强烈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像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和公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而且,地方的失业负担也减轻了。就各州的情况来说,对来自其边境之外的商品所征收的“保护性关税”增加了,而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采用了这一税种。尽管累进所得税比联邦所征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带来3亿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营业税。这一税种是西弗吉尼亚州在1921年引入的,一直没有仿效者,而艰难时期到来后有21个州在1930~1935年间采用这一税种。少数自治市也跟着效仿。例如,到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纽约市的营业税每年所带来的收入将近6;000万美元。诸如此类的税收,对穷人的负担比富人更重。据估算,一个年收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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