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产风险，却没有设置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他把减少种植面积和季节性波动的冲击转嫁到佃农身上。例如，1937年，普通的种植园经营者总的现金收入是8；328美元，其中有833美元来自AAA的补贴，而一个佃农家庭的收入是385美元，其中只有27美元来自政府补贴。至少，AAA的原则——或者说实际做法——似乎是：让有者愈有。实际上，对佃户来说，唯一的风险担保就是救济。“政府不让我们种，于是我们不得不去领救济。”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幸故事。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地主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角，他在1938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他的经历并不少见：“1934年，我有4个佃户，我啥事也不干。我用政府给我的钱买来拖拉机，并摆脱掉我的佃户。”
“被拖拉机挤出土地”的家庭困境跟AAA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而且肯定是它最初的鼓吹者们不曾预料到的。然而逻辑很简单。在从农业的长期衰退中开始恢复之后，土地所有者发现自己手头有钱了，头脑里也有了关于处事方法的新的心理，有了限制作物种植以增加利润的观念，以及华盛顿所鼓励的经济计划和深谋远虑的观念。盲打误撞的时代结束了，革新广为流行。在大萧条的冷休克之后，紧接着是被农民的算计所加速的对新政的热关注。
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10）
农民最初的想法之一是要克服机械化的落后。1930～1940年之间，尽管农民拥有小汽车的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但卡车却增长了16％，拖拉机增长了70％，直至差不多有200万台拖拉机，在承担着农业的重活，改变着生产方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潜在的威胁比实际的威胁更大，机械摘花机的震动，沿着一行行棉花发出的短促的嗡嗡声，已经开始动摇南方农村经济的整个基础——这一经济领域原本就已经在担心巴西廉价棉花的威胁，这些棉花正涌向世界市场，以填补AAA法案的限产所创造的真空。与此同时，出租棉地的地区——像中部的“黑草原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被转变为牧场，为牛肉和乳品加工业让路，利用电气时代的所有资源从事生产和加工。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就像老英格兰的圈地运动一样——很多佃户被剥夺了因为那些幸存下来的棉地而获得额外繁荣的可能。
在中西部，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摘玉米的机器——尤其是在1928～1933年间开始使用的那种两排型的——已经取代了爱荷华州从前在收获季节雇佣的流动劳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俄亥俄州的一个玉米种植大县，60％的玉米就是用机器摘下来的。在小麦地带，联合收割机同样被广泛使用，1935年的“婴儿”型和1939年的“侏儒”型都是为迎合小农户而量身定做的。由于这些机器几乎被普遍采用，在麦地里干活的季节性劳工到1939年几乎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往事。每提供100个农场劳工的岗位，就有236个失业的农业劳力可以雇佣。
很多土地耕作者开始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1937年被国家资源委员会所宣布）：收入往往随着机械化的程度而改变。因此，在阿拉巴马州，农场经营者的人均可使用机器是马力，在机器上的投资是142美元，其毛收入在全国是最低的：每年492美元；而在蒙大拿州，人均可使用机器是马力，在机器上的投资是953美元，其毛收入是1；798美元。很自然，这种示范对普通农民来说，比其背后的技术失业的幽灵更有说服力。
农业现代化主要是通过1935年5月成立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来加速。分销商拒绝架设通到农村的网线，这使得大约90％的农场经营者没法用上中央电站的电力。REA提供了低息贷款给各州、市及合作社，连同WPA提供的劳动力，为的是把电力电缆扩展到乡村家庭——用于照明、冷藏、挤奶和脱脂、加热孵卵器、搅拌饲料和抽水。到1938年秋天，共启动了300多项这样融资的项目，其中六分之五的项目是通过合作社来运作的。这样一些活动，尽管被大多数私营公用事业公司所憎恨，但还是迫使它们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更广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REA的加速，接通中心发电厂的农村家庭，从1925年的225；000户——不到总数的4％——增长到了1940年的1；700；000户，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些发展凸显了三十年代农村生活的一个大悖论——即，在效率得到稳步促进的同时，它也伴随着失业和生产过剩，后者反映了努力刺激对外贸易、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上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