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条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儿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尤其是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口。但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直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说：”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那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公事，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事？‘我就马上把公事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就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套上车，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那么，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那么，爹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