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可以说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
竹内实教授的分析自有其一定的道理。1980年，他在新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又对邓小平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在日本8天的访问和给日本人民留下的印象作了全面客观的纪实描述，并对邓小平访日作了高度评价，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台风’”。他说：“宛如台风经过一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台风过后，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万里无云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这场‘邓台风’，究竟给我们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是啊，邓小平给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给中日关系留下了什么呢？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点，一场世界瞩目的“西欧式”的记者招待会在日本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拉开了序幕。
今天的主角又是邓小平。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400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上著名的通讯社，用新闻界的行话来讲，都是些提问尖锐毫不留情的“主儿”。
因为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召开这样的记者招待会。那些善于钻牛角尖见缝插针、企图从邓小平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们个个摩拳擦掌，想考一考中国人。
但在邓小平自信、从容、巧妙的回答中，他们纷纷“失望”了。
招待会一开始，邓小平在简短地概略性地评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意义，和反霸问题、中国的内外政策问题之后，站起来摊开双手，微笑着来了一句：“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这样一来，会场更加活跃。
时事社记者第一个提问：“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由于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要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您认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也一直是在躲躲闪闪，态度并不十分明朗。既然日本记者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邓小平也就毫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中方的观点：“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邓小平巧妙的一针见血的回答让日本记者无话可说，信服地点点头。
当一位记者提出亚洲紧张地局势的中心在朝鲜和越南时，邓小平以其广阔的历史视野，谈到了被人分裂的国家需要统一的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历来认为，人为地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分割开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两个越南的问题解决了。尽管越南现在反对我们，但是，它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这是正义的。除了‘两个朝鲜’之外，还有两个德国，‘两个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十年解决不了，一百年，一百年解决不了，一千年总能解决了吧！这种民族愿望，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邓小平讲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是指日本北方四岛问题。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它“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真不愧为伟大人物的风度”。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自然属于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正值双方就中国渔民在该岛周围海面捕鱼问题进行交涉后不久，日方想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际，一鼓作气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