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周刊》特派记者。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她还是《纽约时报》、《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国报刊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撰稿人。她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她的踪迹，曾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是这个意大利女记者的一贯风格。而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贯的风格，她习惯于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针对某个问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见，她就在文前单独写上，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让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得多。
因为法拉奇这样的采访和写作风格，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在接受她采访时，都曾被她问得狼狈不堪。就连能言善辩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曾叹息地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节，纵是凌云亦虚心。”或许这正是邓小平内心渴望的一种对自己智慧进行挑战的对手。既然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就应该再找一个最难对付的“考官”，难上加难，看谁能难过谁？
所以，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或许不是因为她的名气。
□第一轮“考试”：面对法拉奇连珠炮式的提问，邓小平成竹在胸，找到了高手。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在1980年的8月间，先后谈了两次。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法拉奇两进中南海。
对这样的角逐，邓小平已经是成竹在胸。
“考试”开始了。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法拉奇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触及到了20天前在北京的那次静悄悄的行动。
“考官”发问了：“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自若，回答得非常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法拉奇的提问是非常巧妙的，这简简单单的提问决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这样的提问真正的意图就是在含蓄地“逼问”怎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大问题。
对此，邓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从不绕山绕水的他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迂回的问题，自己先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复。
邓小平接着说：“尽管毛泽东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的回答让法拉奇感到有些意外。她或许没有想到她苦苦寻求准备用迂回战术“挖”出的难题，邓小平主动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她心中不禁暗暗地佩服邓小平的胆识和气魄。于是，法拉奇马上又把问题更加尖锐起来，直接转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上。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都是五个手指。”法拉奇设置问题的能力确实不同凡响。
显然，这也正是西方观察家们把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为一谈了。而这也恰恰正是邓小平需要向整个世界发布的。
邓小平明确地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接着，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回顾。
邓小平说：“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一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