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68岁的华莱士，说起话来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风格。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质朴，又平易近人。
“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华莱士又问。
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剋了一顿。”
“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但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华莱士的话除了有一丝同行相轻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邓小平，他的采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呢？
采访就在这样亲切的娓娓交谈之中展开了。
华莱士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在中苏关系上，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意依照中国的意见谈判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8000人的兵力；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等等。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讲话在世界引起了一些震动，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中国，看一看中国领导人是一个什么回应。其实戈尔巴乔夫的目的就是想把中苏关系的这个“球”踢给中国，以解脱其在国际和外交上的被动。邓小平冷静观察之后，中国方面简单明了地就此事作了一个评价式的反应———“有新意，将仔细研究”。
显然，这次华莱士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希望邓小平代表中国做出一个正式答复。他问邓小平：“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什么看法？”
看样子，华莱士的提问确实是经过观察思考和研究的。
处变不惊的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邓小平确实是政治高手。他绝没有那种政客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他始终是冷静的、清醒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华莱士接着问道：“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突然转开话题，问道：“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华莱士将话题一转移，一下子急坏了在电视监视器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他站起来，皱起了眉头，认为华莱士应该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但又不好中断采访，只能看华莱士的发挥了。
邓小平说：“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100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所以，就您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华莱士说。
邓小平进一步说：“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就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