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晚上好，按照党.史教育学习要求，今天讲下发生在本地有关红色故事。申站长热情洋溢开始讲了：
雩阳县最南端的祁禄镇，崇山峻岭，连绵叠嶂，山珍遍布，民风淳朴，大部分村庄掩映在峡谷绿树中，这里曾是中央苏区登贤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登贤县成立于1934年2月，原名赤南县，隶属粤赣省，1934年3月，为纪念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罗登贤更名为登贤县，1934年7月后，该县改属于赣南省管辖。登贤县不仅为保护中央苏区西南“门户”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北上后，成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以及留守苏区主力红军坚持最后斗争的主要游击区域，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和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为留守苏区的各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领导和指挥苏区人民坚持艰苦的游击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翻开《红色中华》1934年6月26日出版的第207期第四版历史资料，清晰地记载着：“上海革命工人和劳动群众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周，纪念罗登贤同志，反对国民党法西斯蒂白色恐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我们苏区的革命同志们，应当坚决的走向前线为了完成罗登贤同志的遗志而斗争，粤赣的特别是登贤县的工农群众，更要加倍地动员起来，为了‘登贤县’这个光辉的名字而斗争到底。”当年留守苏区的革命同志就是在这样的伟大号召中临危受命，面对白色恐怖，坚决地留守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他们始终相信自己一定能够也必须当得起“登贤”这个光荣的名字。??这支临危受命的队伍有着一个特殊群体，就是那些女红军游击队员。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少人，我们无法统计，不过，通过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向长征路上的中央发出的一封电报的内容略知大概。1935年1月27日，《项英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的电报，详细汇报了当时留守中央苏区的部队人员分布、斗争情绪、武器弹药、地区给养、游击能力、群众斗争等具体情况和面临的严峻形势，请求下一步动作的指示。项英这份综合报告里有一条反映女红军游击队员的信息颠覆了我过去的认知，这样写道：游击部队在数量上有大的扩大，均以女的占多数”。了解这个信息后，决心在被遗忘的历史尘埃中找到一些具体的人物实证，来唤醒人们对她们的致敬与怀想。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祁禄山镇分管旅游的领导刘炳发同志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他当过兵，也是红军后代，在祁禄山镇工作数年，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采气于祁山禄水之间，红色的基因、军人的阅历以及这块土地“登贤”文化符号的滋养，让他产生了一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构想，工作状态极佳，情绪极其饱满。他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对这里的历史掌故也如数家珍，他聊到被俘被卖的女红军时，垂涕唏嘘。他的敬诚之心，让我生生想起了让于都人无比自豪的梓山籍新儒学大师蔡仁厚先生在自家祖居门口拟写的一副对联，“厚其德深其根根深德厚，生于道发乎运运发道生”。用心所致，近期，刘炳发同志找到了数名于1935年2、3月间从中央苏区各战场退守到于都县祁禄山罗坑、马岭、赣县牛岭一线突围时被俘的女红军的信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与我分享。这些被俘的女红军是怎样在祁禄山生存下来的呢？通过采访了解到：她们生存下来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被国民党铲共团绑着卖给当地人做老婆才生存下来的。听故事的女性自然会有女性的敏感，她们一定经历了常人无法想像的苦难。男人的牺牲写进历史的光荣与伟大是必然的，而那些特殊时期的女性的牺牲，可能因为事情的复杂性，或许因为传统、因为偏见、因为曲折，自己和亲人都不愿提及，便从此被人们遗忘。项英的报告提及“游击部队在数量上有大的扩大，均以女的占多数”信息中的女游击队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红军出发长征后、敌人围剿最猖狂最危难的时期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来的。她们临危受命，她们的坚韧和勇敢，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她们的故事，也引发了作为文博人的自己产生强烈的内疚和自责，如果我们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去了解她们，或许能更好地抵近她们的精神世界。今天，即便自己的笔有多么笨拙，也要大胆地书写她们曾经的苦难与辉煌。
她们的勇敢与牺牲首先应与“遵义会议”一起载入史册。1935年2月5日，中央分局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驻地收到长征路上的中央书记处在“鸡鸣三省”发回的标有“万万火急”字样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