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书房，书房之外的善后完全用不着他操心。莹玉却觉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刚刚即位，他这位姑父商君就要辞官，总有点儿不妥。商鞅只是笑笑，也不多说，只顾在书房里忙。
商鞅不好对莹玉明说的，是自己的那种异常感觉。
从嬴驷回到咸阳，商鞅就感到了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离与陌生，尽管太子非常的尊重自己，见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过了寻常官员。但正是这种“敬”，使商鞅感到了内心的“远”。商鞅虽不善从小处处人，但却善于从大处处人。譬如对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无从弥合他和少年嬴驷之间的伤口。按照常理，小嬴驷犯法理亏，商鞅只要多接触多开导，稍稍给“放逐”中的嬴驷一些照料抚慰，依嬴驷的悟性自悔，这种伤口当不难弥合。但商鞅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去做。他的严厉、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尽公无私、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在商鞅看来，一个做错了事的人若再去计较处罚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志存高远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头抚慰依法处置的罪人，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这个“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后，当商鞅敏锐觉察到这种“敬而远之”时，这种伤口已经成了难以填补的鸿沟。
对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沟壑他看得很清楚。商鞅的过人处，正在于他不会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国中，与新君貌合神离，上下不同心，岂能再创大业？况且，新君嬴驷已经完全成熟，自己这个“镇主”权臣留在国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临终前的嘱托——嬴驷能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