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同志有天晚上开会回来，她给他开大门。那天他忘了带手电，步子滑了一下，从台阶上摔下去。她给他敷药时他说要在门上装个灯就好了。
“装啥灯？反正你们又耽不长。”
“谁说我们耽不长？”
“我说。”
“你为什么说我们耽不长？”他有点和孩子胡逗的样子，看着她笑。
“谁都耽不长”。 她想说给她听过去十四军来了，驻下了，后来又走了。八路军来了，也走了。土改队住了一年，还是个走。过去这儿来过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学生，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谁耽长了？你来了说他投敌，他来了说你汉奸，又是抗日货、又是日货大减价，末了，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不过她没说。葡萄觉得自己现在心眼多了，不愿意把话给人说透，说透别人高低也明白不了。
“我们这回可是要长耽。”朴同志说。
“耽不长。”葡萄说，用旧布条把他腿包上。“你们不喜欢俺们这儿。俺们也不喜欢你们住长。”
“你不欢迎我住这儿？”朴同志还逗她。
“你们来，问过我们欢迎不欢迎了吗？”她眨着眼。她是特别耐逗的人，不动声色已经把对方逗了。
朴同志当晚就把葡萄作为人物速写记在本子上了。朴同志白天下地和社员一块锄麦，锄几下社员就把他们十几个工作队员劝到一边去，叫他们读报唱歌睡觉发呆，反正不愿看他们硬着腰板、直着胳膊腿锄地，看的人比干的人还受症。朴同志把本子带到地头上去写，跟锄地的人打听这家老汉那家闺女，把葡萄的底细全问了出来。连她十四岁那年守寡也打听得仔仔细细。他心里没法给葡萄这女子定型。她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他想多和葡萄说说话，可工作队忙死人，到深夜才开完会才回家。
三个月之后，全公社开大会，几千人到了史屯小学校的操场上，有的坐在鞋上，有的坐烂苇席，有的就坐在黄土地上。葡萄坐着自己的鞋，一针接一接地纳鞋底。她看看黑麻麻的人头，看看衣衫不整的脊梁、前胸，这不和十多年前一样？连人坐的东西都一样，还是鞋，烂席、黄土地。不一样的是台上的毛笔大字。乍一看也看不出啥不同来。
斗争的人是刘树根的媳妇。斗的是给十四军一个连长做姘头。刘树根媳妇暗藏了很多年，拉拢腐蚀了刘树根和生产队、大队许多男人。
葡萄扯着手里的麻线，眼睛一下也不往刘树根媳妇身上扫。刘树根媳妇有啥看头？回回赶集都看。她眼睛盯在朴同志身上，朴同志的衣裳扣错了一个扣子，下摆一长一短。她听朴同志告诉她，他是个孤儿，也不是中国人。他的父母从外国到中国来抗日时把他养在中国老乡家的。后来他父母都打仗打死了。朴同志做啥事都乱七八糟，胡乱凑合，就是没有妈做给他看。她的挺长大了会不会拧毛巾、扣衣服？
葡萄眼泪流出来了。朴同志隔在眼泪那一边眉眼也不清楚了。
朴同志没发言，就站在一边看工作队其他人发言，又看史书记和社员代表发言。现在台上佝腰缩头站的不止一个刘树根媳妇了，还有贺镇一个老师，是右派，还是“漏划”。另外就是几个过去挨过斗争的地主、富农。他们已经多少次见这么大的场面，所以台下看他们，他们也看台下。因为他们知道下了台他们和台下的人又是互相问“吃罢了？”“正做着呢。”
最后上台的是史老舅。史老舅落后话太多，给他挂了坏份子的名号。
朴同志的眼睛东看西看，漫不经心。他突然看见坐在台下不远处的葡萄。葡萄在流泪。他用眼睛问了她：“哭什么？”葡萄笑笑，用手掌下端把眼睛抹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衣服前襟。
朴同志盯着她的衣服前襟研究半天。那是件白土布褂子，滚着蓝底白花的边。葡萄的衣服再旧都合体可人。她又指指自己前襟，他便想加深研究她的胸。他脸红了，心里骂自己：你小子想哪儿去了？！
会开完了，几千人在操场上拍打鞋上，席上、屁股上的黄土。这地方的黄土好啊，又细又软，天都遮黄了。所有的女工作队员都掏出粉红、粉黄、淡绿、淡蓝的小手绢捂住鼻子、嘴，只有朴同志傻楞楞地看着半天高的好黄土，他从来没见过这样遮天瞥日的黄土；黄土也象黄水一样长大潮，把人淹在里头。
等他低下头，葡萄站在他面前。他看着她的眼，还是用眼睛问她：你刚才哭啥？
她看懂了他眼里的问话。她说：“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