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求有月度会报。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大院对面的漱庐。月度会报由唐纵主持，他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对军统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呈送的情报提出意见和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而此时的戴笠，除了负责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会报上没有更多的地位。自从有了年度和月度会报后，蒋介石除有重大情报自己亲自掌握外，其它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这就使唐纵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他出任军统局的帮办后，已看出蒋介石对戴笠有猜忌和戒备之心，为此他对戴笠及军统局内部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如实地向蒋介石密报。
蒋介石要求建立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表面上看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更重要的是他是想通过这两个会报以唐纵的特殊作用来抑制戴笠。对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戴笠是十分敏感的，为此他在对邓葆光的分析性情报上的做法也就能理解了。可是没过多久，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一九四五年四月，德国的希特勒自杀，强大的苏联军队攻克了柏林，紧接着德国宣布投降。这年的六月，美国军队攻占了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所有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此时，苏联按雅尔塔会议的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本军队的作战。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尽管有些出乎戴笠的意料，但他已感觉到一个新的时机正向自己走来，那就是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和立足打下基础。于是，戴笠把京、沪、杭等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他在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列举的理由是：一、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失去了对京、沪、杭一带的控制，不但国民党还都计划将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二、京、沪、杭是日伪统治的中心，掌握和控制了这一带的大中城市，也就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三、东南沿海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势力强大，如何在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之前，不使这一带的中心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是当务之急。
说实话，蒋介石也没有料到抗战的形势会有如此的突变，更没有想到戴笠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即将到来的接收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特别是戴笠所列的第三条理由正是蒋介石的心病，因为他所有的正规部队大都在西南和西北一带，一时很难赶到东南地区。所以，当戴笠提出他亲临东南沿海布置接收工作时，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戴笠临行前，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召见时，蒋介石多次以“雨浓”称呼戴笠，说话的语气也恳切有余。蒋介石此时心里非常明白，在抗战的这些岁月里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和特务武装，是在沦陷区里与日伪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现在他需要利用戴笠这支力量来完成还来不及做的事。戴笠对这心里也是明白的，为此在蒋介石面前他有了已好长时间不曾有过的兴奋。至于，在完成了蒋介石还来不及做的事后，是否真的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戴笠似乎还没有认真地去想过。
戴笠是带着梅乐斯和杜月笙，一道来到浙西山区里的小镇淳安的。
戴笠邀请梅乐斯和杜月笙同行，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力量，控制和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想让异党和异军来插手。淳安虽然镇小，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进退带来了便利，而且此地与上海和南京及杭州都相隔不远，所以戴笠选择此地作为他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就在戴笠紧张地部署工作时，他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公告。于是，戴笠在淳安发出了最初的接收指令：（1）电令忠义救国军军调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立即从余杭去上海，与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达受降事宜；（2）电令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从建阳赶来淳安，部署“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集中，并严令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纵队和郭路洲纵队，在三至五日内必须徒步赶到上海。
从戴笠发出的这些指令来看，他的目光已紧紧地盯住了上海这个地盘。
为了抢时间，戴笠在淳安就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在任命电中，戴笠要周佛海利用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防止汉奸内部生变和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维护好上海的秩序等候重庆方面的接收。戴笠后来考虑到周佛海手中的军事力量有限，也只能起到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