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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和帝以后，皇帝大都寿命短促，年纪不大就死了。所以即位的皇帝大都是幼冲孩童。皇帝幼冲，不能躬执朝政，只有由皇太后临朝称制，执掌政权。在父权制的时代，太后虽有称制之制，但却不能亲见大臣，对于太后来讲，唯一值得信任的只有本家的亲属，于是委政外家，由父兄子侄领军控政，专擅政柄。幼童皇帝不仅便利了外戚擅权，同时也为宦官势力的急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一方面是女主临政，万机殷远，称制下令，不出庭帷之间，不得不重用宦官，寄国命于刑人；另一方面是小皇帝长大以后，不甘心受外戚的挟制，极力想把皇权从外戚手中夺回来，但瞻顾宫禁内外，尽是外戚党羽，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随附于身边的宦官，因此便与他们密谋，发动宫廷政变，诛杀外戚。这说明了宦官专权乃是皇帝为了对付外戚和官僚大臣而培养起来的一股恶势力发展的结果。
宦官得以专权，首先得力于皇帝的信任。历代的皇帝都认为，宦官孑然一身，在社会和朝廷中缺乏权力基础，他们只有依附于皇帝，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服务，成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长保富贵。但宦官专权除了皇帝的信任，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也为其提供了重要条件。皇帝为了利用他们加强皇权，常常让他们直接干预朝政，担任一定的职务。宦官控制了国家政权中枢的某个重要环节，这就从制度上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如东汉的宦官具有“传发书奏”、“省尚书事”的权力。所谓“传发书奏”，就是朝廷的机要文书，皇帝的诏令、谕旨，朝中大臣以及地方的上书、奏章，均由其上传下达。所谓“省尚书事”，就是处理朝政。这两个方面都是国家政权的枢机与核心，宦官控制了它们，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国家政权。唐朝的宦官担任“四贵”，不仅控制了国家政权，而且还控制了军权。明代的宦官拥有“批红”和票拟圣旨之权。他们在皇帝和政府之间承担了传达疏通的重责，这是中央枢机政务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既然由宦官控制了，他们也就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机密，控制了最高权力。因为他们在向皇帝览读文件的过程中，即可应皇帝的咨询提供意见，或主动进言，从而对皇帝的决策产生影响；他们更可用传达、疏通文件之权上下其手，塞进私货，蒙蔽皇帝，专断朝政。另外，从东汉开始，宦官就掌握了军队，特别是掌握了朝廷禁军，这更是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
不论是外戚政治还是宦官专权，都是皇帝控制朝政、制驭大臣的产物，是统治权术在制度上的反映。但是外戚和宦官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以后，就走向了皇权的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操纵皇权，甚至对皇帝自身的生杀予夺都操于外戚和宦官之手。西汉初年的吕氏，汉宣帝时的霍氏，汉末的王氏，东汉时期的窦氏、梁氏、何氏，两晋时期的杨氏、王氏、谢氏、庾氏，北周的杨氏，唐朝的杨氏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专擅朝政的外戚。历史上的宦官之祸以东汉、唐朝和明朝最为突出。一个王朝到了这种时候，往往也就是极其腐败的时候，改朝换代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春秋时期的管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但是管仲以前曾是齐桓公的政敌。齐桓公名小白，其前任是他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是一个丧失人伦的衣冠禽兽，把齐国搞得一塌糊涂，使齐国政治潜藏着极其管仲像深刻的危机。诸公子纷纷逃亡，以避灾难。公子小白与心腹鲍叔牙投奔莒国，弟弟公子纠则同心腹管仲投奔了鲁国。不久，国内发生政变，齐襄公被杀。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得知消息后，分别由他们所居的国家派遣军队，护送他们回国。两兄弟谁先回到齐国，谁就能成为国君。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得齐国君位，管仲单人匹马驰向通往莒国的大道，奋力追赶上了公子小白。他假装恭顺，上前拜见小白，乘小白不注意，突然猛发一箭，直向小白心窝射去，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从车上栽了下来。管仲大喜过望，急忙策马而逃。管仲赶上公子纠的队伍后，把事情对公子纠讲了。他们以为政敌已除，于是便从容不迫地向齐国进发。但是当他们赶到齐国首都临淄时，却得知小白已经登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