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国内有两个战车团，胡宗南将军率领的是战车第二团。所谓两个团，事实上是两个营。后来在抗战后期，我们在印度预备编练七个战车营，其中有一个战车第一营，就是参加瓦鲁邦战役的战车营，后来还成立一个战车第七营，是最后的补充营，中间还有几个营预备陆续成立，但因战争结束未成立。
等到徐蚌会战时装甲兵有三个战车团，以及一个装炮团和装汽团。
装甲兵在三个不应该用装甲兵的地方打过三次漂亮的仗，第一次是昆仑关战役，这是一场山地作战，很成功，但也很艰苦；第二次是森林作战，由战车第一营与其他支援的部队，从缅北的瓦鲁邦攻破日军十八师团部指挥所。青年远征军新一军辖第三十八师，师长为孙立人，还有新二十二师，师长是廖耀湘，该次战役是战车营在原始森林开林辟路时发现一条很粗的电缆，一看就知道是日军的通信线，于是就循着主缆找到日军第十八师团部指挥所的位置，不仅攻下指挥所，而且还拿到师团的大印。整个新一军在那次战役中很顺利，接着就打败缅甸的日军，救出英军。第三次是在汉头海边，也就是古宁头大战，那是场很艰苦的作战，也是一场很光辉的胜利。
进入装甲兵（1）
（一）教导总队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父亲把我调到装甲兵教导总队第四团当中校团副，从此与装甲兵结下不解之缘。当时石祖黄为装甲兵教导总队总队长。教导总队起先只有一个参三缺，而他预定的参三处处长是明世绩，陆军十期的，毕业后留美。不过明世绩当时在华北，职务尚未调开，所以石祖黄就暂时把我安置在第三处，职位是代理处长，阶级是中校。
我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拟一份干部教育计划。当时我就问石祖黄，这份教育计划的对象是吸收年轻人加以训练成为干部还是旧干部回笼，他说要训练旧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尉级官，再加上少数的少校。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这些人都是军校毕业的，而且也有作战经验，应该是非常成熟的，怎会需要干部教育呢？”石祖黄说：“不然，抗战期间很多军校毕业的干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很多干部都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所以虽然是尉官、校官，但是都没有受过军官教育与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石祖黄的想法是，自己如果没有训练过干部，这些干部就始终不是属于自己的。后来我也发现哥哥办的干部教育也是为了要把那些人变成自己的人，并不是真正注重军事教育，而且他们也让被训练的人知道，要跟着他才会有前途。所以我的教育计划做好之后，派不上用场，后来石祖黄叫别人重做，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
父亲规定石祖黄每周都要去见他一次，专谈装甲兵的事情，父亲知道要培养装甲兵，一定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培养，绝不是以“国防部”的力量就可以达成的。当时父亲对装甲兵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石祖黄对装甲兵却是一无所知，父亲问不出所以然来，非常着急，所以就借着我回家的机会问我有关装甲兵的问题。我这个装甲兵是土透土透的，我在部队里不声不响，就是不要让他们认为我喝了几杯洋水之后，就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我也不会假传圣旨。我在装甲兵里面谨守本分，但是装甲兵有任何缺点，我都会向父亲报告。父亲再交给陆军总部，由陆军总部加以改进。总之，像石祖黄这样不懂装甲兵的人来指挥装甲兵是不行的。
后来，经过白崇禧的介绍，徐庭瑶接替石祖黄担任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白崇禧的人，属于新桂系，他自己是安徽人，那时候桂系在安徽的势力很大，有一句话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安徽天高三尺。”徐庭瑶那时虽然当了装甲兵司令，但是他还是脱离不了与新桂系的关系。而且他对装甲兵的现代化与机械化也是一窍不通。徐庭瑶曾经参加过昆仑关战役，但是他对装甲兵新的战略战术（机动）所知不多，他将装甲兵当步兵用。
当时本来要成立战车第四团，我被调任为战车第四团中校团副。在筹备期间，既没有团长，也没有副团长，完全由中校团副当家。我的另一个任务为装甲兵教导总队驻沪代表，负责把散居在印缅战场的装甲部队接回上海，重新加以整修，也就是将所有的战车大翻修。我在沪江大学外面的空地上搭上棚子，进行临时收容与修理的工作；同时我也筹划装甲兵的服装，从破烂的军装变成漂亮的呢夹克，吸引了很多沪江大学的女学生，装甲兵有好几对结婚的新人，对象都是沪江大学的女学生。
在驻沪代表任内，上级也没有给我任何经费。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分别是负责幕僚、行政与技术，把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