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悄悄地把自己的吊袜带解了下来，揣在怀里，并对众臣说：“你们看，这是我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的袜子就会掉下来，这是我们英国最高的勋章，也是我保留着要送给某公爵的，请某公爵上前领勋。”国王亲自站起来走下去为公爵赠勋，从此吊袜带变成勋章里的最高等级。）
整个军队应该根据现时代的需求，建立一个新的架构，要有新的部队与新的人事分配。我向父亲提出另外三种不合理的人事分配，分别是参谋士、女青年大队与花木兰。我说：“父亲记不记得每一次下去视察演习，指挥所里都用军官来插地图，这不是很浪费吗？这事情我们训练一批士官就可以了，这些完全是参谋士的工作，为什么要浪费一个军官来做这个事情”？父亲想了之后也认为我说得对。我又指出有很多参谋业务根本不需要军官，以档案官来说，如果以军官充任，他升到某一个阶级后就非要调职不可。事实上，档案处的处长的确必须是一个军官，但底下的工作人员却不必要以军官充任，至多需要一、二个军官而已。美方的军事机构里，长官的门外有一个秘书，这一个秘书应该由女青年大队充任，派一个中校或上校来做，岂不是造成人力浪费。
人事编制（2）
之后我又举了一个例子给父亲听：“每一次我们上了空军的飞机，从此地到高雄或花莲，父亲有没有注意服勤的每一位空中女服务员的阶级都是中尉，您认为有派一个中尉端茶送水、打毛巾把子的必要吗？”父亲想了一想，就说：“不可以让军官做这些事情。”我说：“可是也没有必要把她们降成跟下女一般，她们在空中服务，在京城跟高级将领接触，应该要有她们的身份，但是绝不是又把她们混到军官堆里头去。”我们现在的花木兰只是一个点缀，而没有变成整个军事体制内的一部份，只是在前方喊个话、在军中教唱歌、演个话剧，这有什么作用呢？“花木兰”在美国称为妇女辅助队员，也有升迁的管道，担任军官的就要受军官训练，有些则是佐官。
父亲听了我的说明以后，也觉得这一套建军的人事制度并不像从前那么单纯的只要有尉官、校官、将官就可以，必须要专业化，而且不论支薪或一切福利都要比照军官。这方面美国有一套制度，但是我们没有完全学习，还是保留自己的一套，而人家不好的东西不该学的，我们却学来了，还把原有的制度给扔掉了。
国军编制上有一个内务班长、教练班长，一个连里面有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总共有九个班长及副班长，另外还有若干特种勤务的士官。这一方面，国军也学习德军，但是并没有好好运用内务班长及教育班长，什么事情都是由编制内的排长、班长来做，久而久之，他们也疲累了。如果内务班长及教育班长制度不加以推动的话，士官便会不开。我们的口号是“军官士官不离兵”，其实是错误的，军官与士官如果不离开兵，又如何去接受军官团教育与士官团教育呢？这点我们国军始终没有学到。事实上，军队里只要留一个值星军官，其他军官都可以回家；再留一个值星士官，其他士官也可以回家，由内务班长来管理即可，内务班长则由资深士兵来担任，再辛苦也不过一年就退伍了。
编写典令及统一军语（1）
父亲的建军思想非常新，而且非常科学，只可惜他的干部没有完全了解。一般干部习惯于待命，听完训辞后不会主动行动，一定要等到命令下达后才会行动。父亲在训话后，参谋本部也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有一次，我跟父亲谈话时，父亲说：“我们在开会时，读了训辞等于是白读，他们读训辞时，心里还有一些感动，读完之后就撂下了，一般的人把我的训辞简直当做《毛语录》，大家都说我的训辞很重要，但是念完后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我向父亲建议，干脆取消念训辞的形式，父亲问我：“念训辞都不管用了，不念还得了？”我回答父亲：“父亲，这句话我不同意，念训辞的效果等于零，不念还是等于零，怎么会‘怎么得了呢’？其实根本没什么差别。”
父亲知道我的习惯，当我那样说话时，心里一定有办法，他就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呢？”我跟父亲说：“训辞可念可不念，但是念训辞时一定要根据内容来限定等级，念完后要纳入研究，就是所谓军官团的研究，研究之后，要把结果纳入典令里面，典令里面不称‘领袖说’，只写“国防部”或各军司令总部所颁授的典令第几号。把训辞变成典令后，在时过境迁时还可以修改，如果是父亲的训辞，谁敢改父亲的训辞？父亲有一次在训话时曾说：‘如果我从前的训辞有事过境迁的状况，你们要主动地来修改。’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