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制度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军官团与士官团的制度。军官团从前是以团为范围，团长为核心，师长为辅导；士官团是以连为范围，士官长为核心，连长为辅导。军官团与士官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人事与教育。在德军的编制上，师长下设两个副官，一个是人事副官，一个是教育副官，师长透过两位副官的作业来辅导下属的几个团。所以，平时干部们除了受学校教育之外，在任期间，一个团还要把营连排的建制打破，只包含军官，这一个抽象的名词就称为军官团。它既不是一个建制，也没有编组，而是指全团的军官。团长的责任就是教育与辅导这些军官，辅导包括人事与教育。所以军官团教育就要注意每一位年轻军官的理想、前瞻与发展，帮助他们规划教育进程以及未来职务升迁，我们常常发生“好人不求职”的情形，完全以上级的分配为依归，这种人常常耽误了前途；还有一种人就是到处钻营，有一句话形容得最为贴切：有人便有事，没人别求事。所以到了今天为止，我们的建军还没有上轨道，就是因为军官团体制不健全所致。
再谈到士官团制度。士官长是一种职务，不是阶级，本来一个连里面有一个士官长的编制，但是国军最后却将士官长变成一种阶级，如此一来，一个连里面多了好几个士官长，既然是士官之长，是士官团的带头人，怎么可以有几个士官长呢？这不就等于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爸爸吗？如何安排士官的人事晋升及教育训练，加强学术修养，优先学习新装备的使用，都是士官团的责任，但是这些事都没有人管。好的主管虽然会主动去安排，但是总部却没有设计成一个体制，指导与鼓励部属，完全让部属自生自灭，这不是建军应有的态度。
有一次我与一位中共的师级干部在美国相见，他向我抱怨中共的高干子弟胡作非为。我告诉他：“这是属于你们内政的问题，我不应该加以批评，不过，我现在以纯学术的立场来分析这件事。以道德的标准来说，军队及百姓的确会看不惯高干子弟的胡作非为以及他们勾搭高级衙门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共产体制国家提倡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状况之下，样样事情都要集中到中央执行，民间以及下级部队、地方政府，都无权过问。试问你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做到经济起飞？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只有如此，经济才有希望。英文“起飞”是take off，也就是开始的意思，如果不是由高干子弟来做，直接由高干子弟联系，就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大贸易。这么一来，还有什么经济起飞的机会。”那位师级干部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共一定可以控制整个东方的经济，与西方抗衡，到那时候，中国就可以变成大中国了。所以我建议他不妨与高干子弟多联系。不过，站在道德的立场，这件事就另当别论了，能否在国家的制度上、法制上得到许可，以及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点，完全要看政府顶峰的全面看法。我认为应该承认体制，因为有制就有法可以循，有法就可以管制。
动员体制（1）
（一）国家动员
以军方的系统来说，动员分成国家动员、军事动员与军队动员。这种方式有其缺点：第一，没有明确的部队动员与军事动员的责任划分；第二，最上有国家动员，但是最下只到军事动员而已。所谓国力应该有四大区分———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但是我们没有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和心理动员。心理动员还有人在学术上提，而事实上真正有做到的恐怕只有父亲掌握最多。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后，他都逐步做到。在心理动员方面有新生活运动；在经济动员方面有弊制改良，以配合不得已的通货膨胀（当时通货膨胀也是因为财政部门受到中共渗透，使得我们财务上若干政策中了中共的计，例如黄金储蓄。这种情形都是因为没有做到经济战而产生的后果）；我们虽然做到了军事战，但是军事战略和野战战略之间并没有明确划分，军事战略重点应该在建军备战，而野战战略则由战区管制，不过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战区如何共同来策划一个行动，这就属于参谋本部军事战略的范畴了，所以军事战略要管全程的野战战略。
（二）守势动员与攻势动员
国内有一个专门的动员训练班，原来是以日本人的动员训练为标准，后来我认为日本人的那一套不适合我们，父亲也认为国军自己要有一套动员的方法，日本人的那一套方法给我们参考就好。
动员分攻势与守势两种。以守势动员来说，国家动员愈晚愈好，过早会捣乱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行政结构。整个国家进入动员状态后，又恢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