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原材料、人力和市场。最重要的是，两国都能从中得到和平。
两国高层的有识之士自然都能计算到这种局面，也明白建立外交关系给自家能够带来的好处，所以才会在辽东会谈之后很快就确定了两国建交的事宜。海汉出钱出兵在北方拖住后金，然后在南方用通商的手段把费用再赚回来，而大明要做事情则更为简单，只需全程对海汉的行为保持装聋作哑就行了。
像王畿这种要半道跳出来扮演聪明人的家伙，自然不太可能得到朝廷和崇祯皇帝的认可。他这种自作聪明要上奏朝廷的打算，其实无异于是把朝廷的遮羞布撕下来，上面怎么可能容忍他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是他表现出了与海汉合作的诚意，石迪文大可不用提点他，就让他写奏折上奏，然后被朝廷随便弄个由头把这布政使的帽子给取了，换个更懂事的官员来浙江主持大局。
王畿听了石迪文这番告诫仍有点将信将疑，他知道海汉对其控制下的土地有吞并的欲望，但对于朝廷的态度却不甚明确，这事如果真如石迪文所说的那样，朝廷其实早就知情而故作不知，那他跳出来就真的在作死了。可如此大事他又不敢草率处理，否则到时候朝廷判他一个失土之责，这官位一样是保不住的。
石迪文见他脸色犹豫不决，便已猜到他心头所想，当下便继续劝道：“王大人，我知道你是害怕担责任，其实你只要打听打听山东的情况，就知道我没有骗你。朝廷就算要追究失土之责，那肯定也是先处理离京城更近的山东。”
石迪文这话的确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海汉在山东搞出来的阵仗更大，那追责肯定也是先拿山东开刀，但到目前为止可没听说山东巡抚朱大典有什么被朝廷责罚的消息。海汉人在山东建了军事基地，把当地当作进军辽东的跳板，迄今已经有两年时间了，朝廷都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那相比山东，浙江这边的状况还真算不了什么。也就只有一次海汉海军封锁钱塘江闹得大点，但最后也还是没有动武。
朝廷为什么会对山东形势一直持观望状态，官场上自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说海汉人跟朝廷早就谈好了条件，所以双方才会保持着一种古怪的默契。也有说皇上对朱大典信任有加，并不相信海汉人能在山东折腾出什么大的阵仗。还有说朝廷其实一直都在准备开战，怎奈中原农民军闹得太厉害，抽不出足够的军队到登州去剿灭海汉人。
不管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最终朝廷还是没有对盘踞在登州的海汉人动武，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之后还放任海汉人派出军队进入辽东，然后坐视海汉军从后金手中夺取了原本属于大明的金州地区。
如果把这些事情按照时间轴连起来看，王畿甚至有点怀疑朝廷是有意放海汉人北上，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来介入辽东，从而形成坐山观虎斗的局面。海汉跟后金打得越厉害，大明从中获益就越多，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理论上的驱虎吞狼计划也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假如海汉到了山东之后不是选择往辽东去，而是就地发展，抢占山东半岛的土地，那大明可就麻烦大了。
所以王畿也不太相信朝廷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这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真要打也未必打得过海汉军，既然海汉人没有表现出大肆入侵的意图，那干脆就睁只眼闭只眼，先看看海汉到底要在山东干嘛再说。而之后海汉直接跨海去了辽东，这只能说朝廷的这种缩头乌龟策略是赌对了，海汉人并不想跟大明开战，他们宁可去跟北方的金人作战，也不想与大明撕破脸皮。
或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之后海汉邀大明派使臣在辽东会晤，大明方面才会半推半就地答应了海汉的一系列外交要求，并且在领土问题上专门网开一面。而被石迪文评价为“目光短浅”的浙江布政使王畿，对于这种国际形势观察和了解显然是不够的。
不过现在既然有海汉的正主就在面前，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就容易多了，石迪文深入浅出的几句话便点醒了王畿，让他意识到了自己想法的偏颇。
“王大人，我们选择找你商谈合作，不是因为你掌控了浙江的粮食市场，也不是我们找不到浙江官场上的其他合作伙伴，是因为我们认为你的情况最适合作为我们的合作对象。”石迪文继续劝说道：“如果阁下连这种最基本的合作都做不到，那恐怕我们也要重新考虑这个合作关系的可靠性了。”
石迪文已经可以确认，这个布政使的政治敏感度和眼光可能还不如曲余同、何冠之这样的知府，以他的官位对于当下的形势还判断不清，足见其能力也比较有限了。不过这对海汉来说倒也未必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