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时中日之间毕竟又开始了友好往来，倭国再一次遣使时，虽然仍然强调与中国地位对等，但措辞中增加了尊重的意味，称“东天皇敬日西皇帝”。
唐朝建立之后声威远布，倭国不得不与唐朝遣使往来，倭国对唐使高表仁赐以神社的“神酒”，参照平安朝日本对视为自己藩属的新罗使节赐予神酒的惯例来看。
竟似是以自己为天下之中，而将唐朝视为四夷看待，倭国王子也与高表仁争礼，导致出使不欢而散。
随着唐朝联合新罗进攻高句丽，帮助新罗吞并其境内的日本殖民地或盟邦伽耶、任那，引起了日本的不满，遂与高句丽、百济联合，对抗唐罗联盟。
唐朝名将苏定方消灭百济后，由于强势集权的天智天皇统治下的小日本，深入介入朝鲜半岛局势，先后派兵数万支持百济反唐运动。
直到白村江之战日本水军被唐将刘仁轨打得大败溃输，唐朝彻底铲平百济反抗运动，才退出朝鲜半岛。
自居天下之中心的日本虽然经此大败，但并无投降之意，天智天皇重用百济流亡之臣在日本，尤其是在九州岛遍修山城，准备与唐军对抗到底，最终因为唐朝无意进攻日本才作罢。
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国家建设进一步走上正轨，次年遣使武周，此后与唐朝恢复交往，大约二十年一遣使。
唐朝单方面认为遣唐使是朝贡性质，自认为天下中心的日本朝廷则不承认这种意思，其派遣遣唐使的目的只是学习唐朝制度和文化。
可见就是在中国武力强盛的隋唐时代，日本也不愿对中国服软，顶多基于其影响力尊为重要的大国。
不但如此，日本还要求常打交道的新罗、渤海等国对自己行藩属之礼，而新罗、渤海基于实力对比，竟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倭国的要求。备注“基于实力上的对话，自古就有，夷人畏威而不怀德！”
新罗联合唐朝消灭高句丽、百济，之后又利用唐朝与吐蕃交战之机，进攻唐朝治下百济故地的熊津都督府，同时煽动高句丽民众反抗唐朝。
最终与唐朝谈判，得到百济故地，得偿所愿，但新罗体量比日本仍明显不足，所以只能默许日本将其视为朝贡国。
直到新罗帮助唐朝攻击新兴的渤海国，唐朝赏以大同江以南的土地，体量大增之后，新罗才想与日本分庭抗礼，因此其使节常被日本以“缺礼”为由遣返。
不过期间在公元752年东大寺大佛开眼典礼上，新罗王子金泰廉也依然承认其所献物品为带有进贡意蕴的“调”。
渤海国是粟末靺鞨建立的国家，其君大武艺将圣武天皇称为“大王”，意图平等交往，但日本将其视为藩属，对此予以拒绝。
渤海因处于唐朝、新罗、黑水靺鞨包夹之中，对日本在军事、经济上有所祈求，因此虽不真正承认，但对日本将其视为朝贡国的做法则予以默许。
自居天下之中并非中国特产，而是所有原始民族基于萨满思维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足为奇，尤其是中原王朝将这一意识形态建设成熟后，周边各国无不受其熏染。
高句丽、新罗都曾自居天下之中，将靺鞨、契丹等族视为四夷，但对中原王朝则不敢不屈居边陲之位，不然则会像高句丽那样遭到无休无止的攻击。
日本倚仗地处海隅，登陆不便，以及体量颇大，长期自居天下之中，深刻的影响了大和民族的心态。
唐武宗发动会昌灭佛之后，唐朝丧失了以汉传佛教为纽带连接起来的世界帝国的地位。
公元894年，菅原道真认为对唐朝制度文化已经学习得差不多，且唐朝内部混乱，再去无益，建议停派遣唐使，对中原的心理弱势地位也逐渐消失。备注“菅义伟是不知是菅原道真的后世子孙？”
此后的日本引用佛教的“日本、震旦、天竺”的世界观，将日本与中国、印度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国。
整个宋代，日本也不再向中国派遣官方使节，而是以僧人作为半官方使节来交流。
蒙元灭宋之后却折戟于日本，令日本人民族自信心大涨。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甚至妄图消灭明朝，远征天竺，将日本看重的“三大国”都收归自己统治，德川家康建立锁国体制后，更是令日本彻底脱出明朝主导的东亚体系，作为一个独立文明不依不傍。
满清灭明后，日本更是视满清为腥膻，认为自己才能代表中华的正统了。
写的有些乱，离石在回忆还有什么事是忘了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