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两天后，丈夫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决定离婚。有半个小时，恐惧让我止不住地颤抖：“要是我的癌症恶化到只能整天坐在轮椅里的地步，那怎么办？32年的婚姻生活之后，有谁能来照顾我？”
“那并不是维持婚姻的理由。”内心传来一个冷静的声音。“我宁愿死去，也不要他成为我的奴隶，整天拴在我的轮椅旁边。”
这让我下定了决心：离婚是正确的选择。我忽然感到一阵兴奋。“我自由了！天哪，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再不用夹在心愿和家庭的责任之间忍受折磨了。31年前我就该这么做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一场刺激的冒险。
1994年8月，我回到新泽西办理离婚手续。新泽西熟悉的环境让我的症状又开始复发。整理行装成了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那么多书本、磁带、光盘、心爱的小物品，简直没法决定留下哪些，扔掉哪些；这给我已经不堪重负的身体造成了更多的压力。
4个月后，医生的诊断证实了我最大的恐惧——癌症又回来了，已经扩散到了全身。我要死了。“你必须马上回医院去。”他严肃地告诉我。我乳房中有一个直径4~5厘米的大肿瘤，全身都是淋巴结肿块，还有各种奇怪的症状，全身各处疼痛，尤其是骨头。
“我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可能，可是没有效果。”我告诉自己。“我已经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西方现代医疗手段一条路了。”那时，我完全忘了我的病情是怎样随着生活的起伏而反复好转和恶化；我立刻开始准备在科罗拉多住院的手续。
准备过程中，我忽然失去了控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我开始按格式塔疗法跟自己对话。“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
来自内心的回答很虚弱：“我真的为你担心。要是你去了医院，肯定会在几个星期内死去。他们会动手术切掉一块又一块组织，再用化疗、放疗和各种各样的药物毒害你。他们并没有恶意，但是你可能不会再有足够的力量与我联系，倾听我的声音。别人的思维模式和意见会轻而易举地占据你的头脑，你将不再相信你自己。”
“但我没有选择。”我集中精神回应道。“所有办法我都尝试了，都没有效果。医院是唯一的选择了。不动手术切除肿瘤的话，我就会死。”
“你愿意去医院吗？”内心中最坚定的部分问道。
“当然不愿意！”我愤愤地回答。
“你用不着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用不着’是什么意思？我别无选择啊。”我央求着。
“你愿意吗？”内心的声音还是那么坚定。
“不……你不愿意的话就用不着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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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内心的声音（1）
“这是我的选择，我有权选择。我用不着总按别人说的去做。”我开心地重复着，一下子恢复了活力。
“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小心地问自己。
沉思了一会，我有了答案。“给自己三个月时间，用原先教授别人的一切治疗自己。要是不成功的话，总还有医院这一条后路。”
“好主意。这样我还可以检验我教授的东西，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效。”
“但是千万别把这个计划告诉别人。要知道，他们的恐惧和原本出于好心的建议会削弱你心中的力量，让你失去现在这样的希望和快乐。”
真是那样的，当我在乳房肿瘤切除术后拒绝药物治疗时，仿佛全世界的亲友们忽然都冒了出来，劝我听医生的话，接受化疗和放疗。许多53年来从未给我打过电话的人，这时候忽然觉得自己有权利、有责任告诉我该如何生活。他们的恐惧严重地传染给了我，正如别人的乐观和支持曾经感染了我一样。
这一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病痛和恐惧已经让我变得很脆弱，我知道自己没法抗拒他们的影响，最终会被他们说服去医院治疗——而那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结束。
打电话取消住院预约的时候，我握着话筒的手不停地颤抖。“你这样不仅仅是在拿生命冒险，简直就是自杀。”电话那头的医生说。
恐惧汹涌而来。自儿时起，我一直害怕医生，好像他们就是神，我一定要按他们说的去做。“我怎么敢告诉医生，我有自己的选择，我有权决定怎么生活？我怎么敢怀疑他推荐的做法？”
我鼓足勇气回答说：“我会考虑的。”挂上电话，我的心狂跳不止。
“要是你不愿意，就不用让医生的看法这么容易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