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提倡这个。”邓小平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些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
邓小平坦诚地告诉中国人民也告诉世界自己在“大跃进”上也犯过错误，这种伟人的心胸是开阔的，是向前看的。他吸取经验，把个人融入集体，不搞个人崇拜，这就是邓小平的历史智慧。
这时，华莱士突然提到一个人们普遍关心但确实没人敢问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小平稳健地挥了一下手，坚定地说：“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依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邓小平告诉华莱士：“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不知不觉，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已经超过了。
可是华莱士的提问单上还有好些问题在后面排着队呢！不问吧，机会难得；问吧，82岁的邓小平能同意吗？
最后华莱士还是鼓起信心请求邓小平将原定的一小时采访时间再延长20分钟，哪怕是10分钟也行。
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还笑着说：“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违反了只谈一小时的协议。”
邓小平的幽默把华莱士也逗乐了。
在剩下的时间里，华莱士又问了两个大问题。
华莱士问道：“您说过，您要活到100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个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以对您说些什么？”
华莱士的这个提问有些幽默，但其难度不能不说不高，这涉及到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略加思考，巧妙地坚定地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论。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搞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事。”
华莱士紧追不舍：“毛泽东逝世已经10年了，他对现在的一些事情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邓小平回答得相当干脆，他接着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但是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华莱士用他成熟老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不能不说他的眼光是犀利的。
邓小平很高兴地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干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是一个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这时，华莱士低头看了一下时间，说：“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这其实就是问中国领导职务制度改革的这个大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